正文 第三十六章：虎穴用间
说起来，现在的人可能不相信，在大清国，总督、巡抚这样威风凛凛的方面大员，数省或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居然属于临时编制，说白了就是个临时工。
从总督、巡抚的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应该是皇上临时派下来巡视或者督办某件事的官员。自明代中期开始，皇帝经常派都察院都御史到地方上督办某些事务，官衔的名称就就叫做“总督××军务”，或是“××巡抚”，开始是干完了活就走人，后来就固定下来变成了定员。到了清代，便把明朝这个制度给继承了下来，以总督巡抚为地方大员。
只有像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官员才算是正式编制，有自己的衙门，有自己的属吏，有配置齐全的办公机构。但他们却都要听本是临时工的督抚的调遣。
那么为什么明清的皇帝都英雄所见略同地喜欢使用临时工呢？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在明清两朝是普遍现象，尤其是清朝，满清的皇帝对于这种“临时工”十分偏爱，特别重用，像军机大臣个个都是临时工，但他们却是清廷最重要的官员，还有下面的各巡道，本质上也是临时工。皇帝们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是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临时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更最重要的是，像总督、巡抚这样的方面大员没有自己直接管辖的下属，没有副总督、副巡抚，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正规办公机构，完全是光杆司令一个，想做什么工作，只能通过指挥布政使、按察使等机构才能实行。这样一来，督抚们就难以培植自己的势力，无法像唐代的藩镇一样自成体系，形成地方割据，从而确保了皇帝的无上权威。
不过，虽然总督和巡抚没有自己的属吏，但他们也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办公，还是需要一套班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督抚们就只好自己聘请幕僚，自己组成一个办公厅。聘来的幕僚、书办、师爷等等都是平民百姓，当然一般都是举人秀才什么的。这些幕僚们由于都不是正式官员，因此不管督抚们如何重用他们，他们也无法成为督抚们的私人势力，不会对皇权有丝毫影响。
由于督抚们自己的俸禄也十分有限，因此他们给幕僚们的薪酬自然就微不足道，但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打破脑袋也要挤进来给“临时工”们当临时工，原因当然是给督抚们当幕僚大有油水可捞。幕僚们手中的权力要说小可以说是小到了零，因为从法律上讲，他们手中不应该有任何权力；但实际上有些幕僚权力大得没边，比藩台、臬台老爷还管用，捞到的好处那也非一般官吏可比。比如像什么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之类，那简直比一般的县令还要牛气，收益也更丰厚。
这种可笑的制度固然是保证了皇权的稳固，但也给我们的自然教派遣间谍提供了方便，在我提出向总督衙门派出间谍的要求后，陆一苇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然后花费了大约两千多两银子疏通门路，终于将我们的人派进了毕沅的总督衙门之内。
这个人姓程，名允中，字守庸，号半斋，今年四十出头的年纪。他本是荆州府人氏，世代祖居荆州，家中也算是书香门第，家境比较宽裕。程允中的父亲就是个举人，可说是自幼家学渊源。从小程允中就饱读诗书，只盼有朝一日能考取功名，像自己的祖辈一样，得入官宦之列。
然而，就在程允中十五岁那年，一场意外的大祸降临到了他们家头上。原来，此时乾隆帝发起的文字狱运动正在**上，严酷残虐的文字狱在民间培养出了一批文字流氓。这帮人都懂些诗书，比较有文化，他们专门搜集别人出版的书籍，然后就用文字狱的手法在里面吹毛求疵地寻找所谓“大逆之言”，找到之后就拿着书到作者家去敲诈勒索，说你的书里有“悖逆”之词，赶快拿些银子来给我，否则我就去告官，让你们家满门抄斩。
程允中的爷爷是个饱学宿儒，出版过一本自己的文集，当时他已经去世了。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些无赖找上了门来，说允中爷爷的文集中有一句七律诗写道：“夜雨滴窗废园润，且盼明来又返青。”这诗的意思本来是说今天夜里春雨滋润了荒废一冬的花园，希望明天能看到园内的草木返青吐绿。可是那些无赖们却说这“且盼明来”就是盼望明朝回来，“返青”就是“反清”，这是大逆不道之词，要允中的父亲花钱平事。
一开始，胆小怕事的允中父亲还拿出了不少银子给了这些无赖，无奈这些流氓们尝到了甜头，竟然一拨接一拨地上门勒索。允中的父亲气急了，终于将他们赶出了门去，心里想官府未必会像这些泼皮们一样蛮不讲理吧？然而，官府在得到了流氓们的举报后，却立即将允中一家收监，然后将案情报告给了北京的乾隆皇帝。乾隆立刻批示：此乃大逆不道的狂悖之词，必须严惩！
于是，允中的爷爷被开馆戮尸，允中的父亲被判凌迟，其余全家男子一律判斩首，女子一律判为绞毙，后来乾隆“格外开恩”，允中的父亲被“从轻发落”，改判斩首，家中其余的男女则都被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从此，允中一家人就开始了在风雪交加的黑龙江畔悲惨痛苦的奴隶生活。允中的母亲、姐姐，还有一个小姑姑都因为不堪忍受凌辱，含恨自尽了，允中自己也受尽了屈辱和折磨，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活着，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报仇雪恨，为自己的全家讨回公道。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流放生涯，程允中终于熬到了被赦免回家的那一天，此时，他的家人都已经死尽，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程允中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回到湖北后，一开始在偏僻乡村坐馆教书，后来又到了襄阳，为一家商号记账。在襄阳，程允中结识了陆一苇，经过一番了解，陆一苇很快就将他发展入了自然教。再后来，陆一苇决定把潜入湖广总督衙门卧底的任务交给他，程允中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程允中来到了总督府之后，首先从普通的书办做起，在府里干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总督府的幕僚们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总督最亲信的几个幕僚简直就跟三四品大员一样威风，而低层的小书办们只能拿着最微薄的薪水，干着最繁重的工作。程允中在总督府里做事勤勉，兢兢业业，很快就得到了上层幕僚的好评，在府里站住了脚。
总督府的幕僚们都喜欢干有油水的工作，例如刑名、钱粮等公务随便过过手就能沾到不少好处，而像军事这方面的工作虽然也不是没有油水可捞，但一来平时并不会总有战事，捞油水的机会少；二来毕竟战争是极为重要的国家大事，稍有差池，便会酿成大祸，责任太过重大，因此，有本事的幕僚们都竭力避开军事方面的工作，而对刑名、钱粮等趋之若鹜。程允中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主动要求参与军务方面的工作，结果上司乐不得地就批准了。
程允中来到总督府已经大半年了，但是他并没有对外送出过多少情报，而是按照陆一苇的要求，潜心隐藏，不露锋芒，静等紧要时机的到来。
现在，朝廷有关围剿白莲教的方略已定，并且下发到了总督府，这对于程允中来说，行动的时刻到了。但是他并没有丝毫慌乱，而是像平时一样，心平气和地抄录着一份份公文。他自幼秉承家教，字写得很好，那一手清秀工整的小楷连毕沅看了都称赞不已。他把该抄写的公文一份份誊录清楚，编好顺序，然后交给了自己的主管上司。随后，他又问了问是否还有别的事，当得知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便谦恭地对上司说，自己很累了，想回寓所休息一下。上司立刻就批准了。
清廷官员们的保密意识是很差的，像程允中这样涉及机密的人员居然允许他随便回家，这和后世的保密工作水平相差万里。当然，这也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缘故，因为自清朝开国以来，他们在军事上的对手，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西域的少数民族，谁也没有对他们开展过有效的情报工作，因此清廷官员根本就没有保密防谍的意识。
程允中回到自己的租住的寓所，根据自己的记忆将所有的情报归纳整理了一下，用蝇头小字抄写在了一张绵纸上，然后做成了蜡丸，走出了寓所，向着一家生意清淡的茶叶铺子走去……
从总督、巡抚的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应该是皇上临时派下来巡视或者督办某件事的官员。自明代中期开始，皇帝经常派都察院都御史到地方上督办某些事务，官衔的名称就就叫做“总督××军务”，或是“××巡抚”，开始是干完了活就走人，后来就固定下来变成了定员。到了清代，便把明朝这个制度给继承了下来，以总督巡抚为地方大员。
只有像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官员才算是正式编制，有自己的衙门，有自己的属吏，有配置齐全的办公机构。但他们却都要听本是临时工的督抚的调遣。
那么为什么明清的皇帝都英雄所见略同地喜欢使用临时工呢？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在明清两朝是普遍现象，尤其是清朝，满清的皇帝对于这种“临时工”十分偏爱，特别重用，像军机大臣个个都是临时工，但他们却是清廷最重要的官员，还有下面的各巡道，本质上也是临时工。皇帝们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是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临时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更最重要的是，像总督、巡抚这样的方面大员没有自己直接管辖的下属，没有副总督、副巡抚，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正规办公机构，完全是光杆司令一个，想做什么工作，只能通过指挥布政使、按察使等机构才能实行。这样一来，督抚们就难以培植自己的势力，无法像唐代的藩镇一样自成体系，形成地方割据，从而确保了皇帝的无上权威。
不过，虽然总督和巡抚没有自己的属吏，但他们也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办公，还是需要一套班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督抚们就只好自己聘请幕僚，自己组成一个办公厅。聘来的幕僚、书办、师爷等等都是平民百姓，当然一般都是举人秀才什么的。这些幕僚们由于都不是正式官员，因此不管督抚们如何重用他们，他们也无法成为督抚们的私人势力，不会对皇权有丝毫影响。
由于督抚们自己的俸禄也十分有限，因此他们给幕僚们的薪酬自然就微不足道，但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打破脑袋也要挤进来给“临时工”们当临时工，原因当然是给督抚们当幕僚大有油水可捞。幕僚们手中的权力要说小可以说是小到了零，因为从法律上讲，他们手中不应该有任何权力；但实际上有些幕僚权力大得没边，比藩台、臬台老爷还管用，捞到的好处那也非一般官吏可比。比如像什么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之类，那简直比一般的县令还要牛气，收益也更丰厚。
这种可笑的制度固然是保证了皇权的稳固，但也给我们的自然教派遣间谍提供了方便，在我提出向总督衙门派出间谍的要求后，陆一苇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然后花费了大约两千多两银子疏通门路，终于将我们的人派进了毕沅的总督衙门之内。
这个人姓程，名允中，字守庸，号半斋，今年四十出头的年纪。他本是荆州府人氏，世代祖居荆州，家中也算是书香门第，家境比较宽裕。程允中的父亲就是个举人，可说是自幼家学渊源。从小程允中就饱读诗书，只盼有朝一日能考取功名，像自己的祖辈一样，得入官宦之列。
然而，就在程允中十五岁那年，一场意外的大祸降临到了他们家头上。原来，此时乾隆帝发起的文字狱运动正在**上，严酷残虐的文字狱在民间培养出了一批文字流氓。这帮人都懂些诗书，比较有文化，他们专门搜集别人出版的书籍，然后就用文字狱的手法在里面吹毛求疵地寻找所谓“大逆之言”，找到之后就拿着书到作者家去敲诈勒索，说你的书里有“悖逆”之词，赶快拿些银子来给我，否则我就去告官，让你们家满门抄斩。
程允中的爷爷是个饱学宿儒，出版过一本自己的文集，当时他已经去世了。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些无赖找上了门来，说允中爷爷的文集中有一句七律诗写道：“夜雨滴窗废园润，且盼明来又返青。”这诗的意思本来是说今天夜里春雨滋润了荒废一冬的花园，希望明天能看到园内的草木返青吐绿。可是那些无赖们却说这“且盼明来”就是盼望明朝回来，“返青”就是“反清”，这是大逆不道之词，要允中的父亲花钱平事。
一开始，胆小怕事的允中父亲还拿出了不少银子给了这些无赖，无奈这些流氓们尝到了甜头，竟然一拨接一拨地上门勒索。允中的父亲气急了，终于将他们赶出了门去，心里想官府未必会像这些泼皮们一样蛮不讲理吧？然而，官府在得到了流氓们的举报后，却立即将允中一家收监，然后将案情报告给了北京的乾隆皇帝。乾隆立刻批示：此乃大逆不道的狂悖之词，必须严惩！
于是，允中的爷爷被开馆戮尸，允中的父亲被判凌迟，其余全家男子一律判斩首，女子一律判为绞毙，后来乾隆“格外开恩”，允中的父亲被“从轻发落”，改判斩首，家中其余的男女则都被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从此，允中一家人就开始了在风雪交加的黑龙江畔悲惨痛苦的奴隶生活。允中的母亲、姐姐，还有一个小姑姑都因为不堪忍受凌辱，含恨自尽了，允中自己也受尽了屈辱和折磨，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活着，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报仇雪恨，为自己的全家讨回公道。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流放生涯，程允中终于熬到了被赦免回家的那一天，此时，他的家人都已经死尽，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程允中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回到湖北后，一开始在偏僻乡村坐馆教书，后来又到了襄阳，为一家商号记账。在襄阳，程允中结识了陆一苇，经过一番了解，陆一苇很快就将他发展入了自然教。再后来，陆一苇决定把潜入湖广总督衙门卧底的任务交给他，程允中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程允中来到了总督府之后，首先从普通的书办做起，在府里干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总督府的幕僚们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总督最亲信的几个幕僚简直就跟三四品大员一样威风，而低层的小书办们只能拿着最微薄的薪水，干着最繁重的工作。程允中在总督府里做事勤勉，兢兢业业，很快就得到了上层幕僚的好评，在府里站住了脚。
总督府的幕僚们都喜欢干有油水的工作，例如刑名、钱粮等公务随便过过手就能沾到不少好处，而像军事这方面的工作虽然也不是没有油水可捞，但一来平时并不会总有战事，捞油水的机会少；二来毕竟战争是极为重要的国家大事，稍有差池，便会酿成大祸，责任太过重大，因此，有本事的幕僚们都竭力避开军事方面的工作，而对刑名、钱粮等趋之若鹜。程允中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主动要求参与军务方面的工作，结果上司乐不得地就批准了。
程允中来到总督府已经大半年了，但是他并没有对外送出过多少情报，而是按照陆一苇的要求，潜心隐藏，不露锋芒，静等紧要时机的到来。
现在，朝廷有关围剿白莲教的方略已定，并且下发到了总督府，这对于程允中来说，行动的时刻到了。但是他并没有丝毫慌乱，而是像平时一样，心平气和地抄录着一份份公文。他自幼秉承家教，字写得很好，那一手清秀工整的小楷连毕沅看了都称赞不已。他把该抄写的公文一份份誊录清楚，编好顺序，然后交给了自己的主管上司。随后，他又问了问是否还有别的事，当得知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便谦恭地对上司说，自己很累了，想回寓所休息一下。上司立刻就批准了。
清廷官员们的保密意识是很差的，像程允中这样涉及机密的人员居然允许他随便回家，这和后世的保密工作水平相差万里。当然，这也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缘故，因为自清朝开国以来，他们在军事上的对手，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西域的少数民族，谁也没有对他们开展过有效的情报工作，因此清廷官员根本就没有保密防谍的意识。
程允中回到自己的租住的寓所，根据自己的记忆将所有的情报归纳整理了一下，用蝇头小字抄写在了一张绵纸上，然后做成了蜡丸，走出了寓所，向着一家生意清淡的茶叶铺子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