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
七、八年前，魏德发家还是一贫如洗，他家比村子里绝大多数人家还不如，住的是洼地边埂子上那守庄稼地人住的窝棚，吃的是大麦馍、玉米糊、清稀饭和煮土豆，穿的是土布衣、土布裤、稻草鞋，日子过得艰辛无比。家里粮食不多：小春粮吃完，大春还未收；大春粮吃完，小春播下去的种子才长出青苗。
这都怪当时的政策，要人们合在一起种地，而且开会又多，养的闲人也不少，所以，粮食收成总不见长，人们吃的、穿的和用的极度匮乏。记得有一年魏德发和老伴出了一年的满勤，可到年终结算却还倒差队里几百个工，折合人民币三十八元七角二分。他实在是弄不明白了，便干瞪着一双眼睛去找会计。
“情况就是这样，不信你就自己拿去看吧。”会计将账本推到他面前说，“今年你家只出了那么多个工。按照本队往年的情况，一个主要劳动做一天算十分‘工分’，副代劳动做一天只算得到七分，每十分值人民币八分，而你家出的工该折合多少，你家分的、拿的又该折合人民币多少，账目上清清楚楚。”
面对这种情况，魏德发就是想吵架也找不到理由。无奈之下，他只得对会计说：“好吧，既然是这样，我魏德发就是想不认也不行了。说吧，咋个办？”
“‘咋个办’？这不明摆着吗，按照队里的规定，欠债还钱，欠工偿工！要么你就拿钱出来，一笔了清；要么你俩口子明年就给队里白干一年。”
“可是，明年我一家人总不能不吃喝呀！”
“那就拿钱出来吧。”
“我哪来的钱啊！”
“那咋个办？现时队里穷得不得了，你总不至于赖账呀？”
魏德发无言以答。
会计走了。临走时留下了一句话：你回去等着吧，我要找队长商量商量。
魏德发垂头丧气地回到窝棚里，看着一贫如洗的家发愁。棚子里只有两张用硬木板搭的床，每张床上各有一床已经盖了十多年的被子（那还是他和魏王氏结婚时置办的）；除外，还有一个装粮食用的柜子，一口装衣服用的箱子，一张吃饭用的小方桌，一口灶，两口铁锅，几根矮板凳和几样破旧的农具。
“天啊，这叫我去拿啥子来还啊！”魏德发无奈地叫道。
这天是魏德发几十年来最最难熬的日子，面对这个家，他简直想不出一点办法。去借吧，可眼下家家户户都穷，即便是有拿得出来的，可谁会借给像他这样的穷鬼呢，更何况他还负债累累。
他在窝棚里呆坐了一上午。下午，魏德发还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来，索性就倒上床去睡觉。迷糊中，他心里有了。
傍晚时分，会计伙同队长一起来了，还跟着两个“基干民兵”——看样子是准备万不得已时好动干戈。
队长名叫魏德友，是魏德发的远房兄弟，长得尖嘴猴腮，骨瘦嶙峋，一身的霸气和流气。此人前几年曾是村上的造反派头目，因打、砸、抢、抄和鱼肉乡亲而名臭乡里，还被人打断过一条腿。但由于他早年去外面闯荡过，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再加之这年头队上穷，没人愿意出来撑头，所以就钻了这个空子。
会计说：“魏德发……”
“你莫多说，”会计的话还没说完，魏德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队长一瘸一拐地走到魏德发面前问，“可你拿啥子来还？”
“拿猪，拿咱家的猪！”
队长一听就瞪大了眼睛。随即，他将会计拉到一旁去商议了商议，又过来说：“魏德发，我真服了你，你小子果然有脑子，居然想到用猪来抵债！不过这样也好，你总算是和集体扯平了。”
“走吧，牵猪去。”说罢，他就将手向其余三人一挥，转到窝棚后面去了。
几分钟后，一条肥猪就在夜色中从魏德发家被牵走了。
第二年，魏德发一家过着有顿没顿、捉襟见肘的生活。为了填饱肚子，一家人吃过米糠、麦麸、苕皮，到洼地里去挖过野菜，掏过苇根……穿的是春夏秋冬一个样，补丁上面又打补丁。
那年月，珍珍已有十岁出头了。看见女儿成天饿得哇哇叫，穿着补丁连连、露皮显肉的衣服去见人和上学，魏德发就感到心疼、汗颜和惭愧。他常常望着那肥沃的土地和水草丰茂的洼地纳闷：为什么，为什么咱们守着这样肥沃的土地还吃不饱，穿不暖呢？
就在魏德发身陷绝境的时候，一个叫梁大宝的青年来到了他身边。他是城里下来的知青，来这儿插队已有好几年了，不仅和村里一个地道的农村女人结了婚，而且还生了个女孩。此人不满三十，一张方形脸，身材魁伟，读过高中；他举止稳重，头脑睿智，思维活跃，富有见地。他向魏德发说只种地不干点别的是注定要受穷的，并建议魏德发利用这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搞副业，搞养殖业，走发家致富的道路。
为了活命和填饱肚子，又带着对有知识的人的那份崇敬和信赖，魏德发决心豁出去了。恰逢三四月间，正是孵鸡抱蛋的好时节，魏德发将家里那些平时舍不得吃的好蛋全挑出来，又将仅有的五只老母鸡都赶进了窝里，让它们加班加点地孵起了鸡来。这样，二十来天就是一批；再过了二十来天又是一批……
那时节，春风吹拂，气候适宜，草滩上青草正茂，虫子多多，再加上魏德发一家的精心喂养和管理，鸡见风似地长。到了秋天，站在埂子上，放眼望去，呈现在眼前的是活蹦乱跳的一大片。
可是，就在这当儿，队长又来了。
那是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洼地上一派繁忙的景象：魏王氏背着一背青饲料正一边走着一边将一大群鸡往回赶；魏德发则蹲在埂子上一边抽着水烟一边望着鸡群在心里作着美好的盘算。
队长带着两个“基干民兵”先向草滩上望了一阵后问魏德发：“这些家伙都是你养的吧？”
魏德发一听就知道没好事来了，他点了点头，赶忙收起烟袋站起来。
“咋个养这么多？”
魏德发没开腔。
队长和那两个“基干民兵”就在那儿候着。
不久，鸡群走过了草滩，爬上了埂子，从他们脚下经过，向棚子旁边的鸡圈走去。
队长就用手点着一只只地数起那些鸡来，越数他的脸色就越难看，越数魏德发的心也就跳得越厉害。当数完最后一只的时候，队长忽然脸色一变，说：“魏德发，你得搞些啥子啊？”
魏德发不开腔。
“我得问你呢！”
魏德发还是不敢开腔。
“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说罢，他便命令两个“基干民兵”：“你们去把那些鸡全都给我捉了！今黑了队上要开批斗大会！”
“嗦！”两个“基干民兵”一齐答应，并立马扑向鸡窝。
那些鸡已经全都归窝。一时间只见人忙脚乱，鸡腾窝翻，还没要到十分钟，所有的鸡便被悉数捉尽。
入夜，在村里的大晒场上，火光闪闪，人声鼎沸，气氛紧张。队长指着躺在他脚下的那些鸡——那些鸡事先已被分成了两群：一群是那五只曾被用来孵过蛋的老母鸡；一群是被孵出来的鸡——说：
“社员们，你们有哪个肯出来数数这些鸡？”
话落人应，就有人去数了来说：“有六十八只。”
“我再问问你们，村上只准养多少？”
大家齐声说：“五只。”
“多了的来咋办？”
“杀了！都杀了！”
“对，都杀了！”队长说。他又指着那群被孵出来的鸡对几个手持刺刀枪的“基干民兵”说：“去呀，小伙子些，把那些‘资本主义的鸡’都给我干掉！”
话音一落，那几个“基干民兵”就一哄而上，用刺刀向那群鸡戳去。
这次打击使魏德发刻骨铭心，几乎断绝了他发家致富的念头。
一天，大宝又来了。两人提起那事时魏德发悲哀地说：“老弟，我算是白干了！”
大宝的心情也很沉痛，但却说：“不，你没有白干。”
“还没白干！六十多只鸡啊，那是我一家人半年的心血，就那样几刀下去……”
“是太残忍了，”大宝说，“但是，这件事却说明了这个国家和那些人做事已经到了多么荒唐和疯狂的地步。”
“可那又咋样？”
“想必你知道有一句话叫‘物极必反’，凡事如果做过了头就要走向反面。”
“你是说……”
他们还是坐在埂子上。这天天空阴沉，气候较冷，秋风顺着洼地吹来，卷得水中的芦苇不断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在诉说他们心中的哀伤。
“别泄气，老兄。”过了一会儿，大宝用手拍着魏德发的肩头说，“我都还不死心哩。”
“你想做啥子？”
“我想回城里。这农村真是太穷、太落后了。”
“回城里？”
“是啊，我的根在那儿。”
“得行吗？咋回得去？”
“走读书这条路；通过读大学……”
“可现时国家……”
“我知道国家现在的情况，但总会有人出来扭转局面的……”
他还说变革终究会到来，从现在起就要作好准备，积累知识，储备能量，等等。
魏德发信了大宝的话。从此，他一有空就潜下心来学习养殖业方面的知识。大宝每回一次老家也总要给他带回来一些养殖方面的书籍。
一九七七年，大宝的话终于应验了，这年， “文化革命”结束了。
一天，大宝又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对魏德发说：“怎么样，我说过的！怎么样！”
“这样看起来，咱们要过上好日子了！”魏德发一边流着泪一边说。
大宝说：“我要回去复习功课去了，准备迎接高考。”
“那我呢？”魏德发问。
“你快动手干呀，又把你的那些鸡养起来。”
是啊，现在还等什么呢！魏德发再也按捺不住了，当天晚上就去挑了一些好蛋，并将剩下的那五只老母鸡赶进了窝里。这样，没过多久，草滩上就又有了很多黄色的、毛茸茸的东西。
一天下午，队长又来了。他站在埂子上猛喝道：“魏德发！”
此时，魏德发正在草滩上照管他那些鸡。他看见魏德友嘴里叼着根香烟，双手叉腰，居高临下地望着自己，还是象以往那样盛气凌人，只不过这次没带民兵来。
“啥子事？”他问。
“你给我上来！”
魏德发丢下手里的活计，走过草滩，爬上埂子。他嘴里咕噜道：“狗日的，又来了！老子才刚开始他又来了！”
他没有去到队长跟前，而是径自钻进了窝棚。
队长见魏德发居然敢不理他，气得哇哇直叫：“魏德发，你给我出来！你给我滚出来！”
半分钟后，魏德发手里提着把菜刀、满脸杀气地出来了。
一见这阵势，队长就大感意外，他忙将那半截还没抽完的烟吐掉，问：“你想做啥子？”
魏德发右手提刀，左手指着队长，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过去说：“魏德友，你给我听倒，我不想做啥，我养鸡只是想还账和填饱肚皮，求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如果你硬是要来逼我、打我那些鸡的主意的话，老子今天就先把你杀了，再去坐牢！”说罢，他就冲上前去，揪住了队长的衣领，将刀对准了他的脖子。
向来就作威作福惯了的队长没想到今天遇上了要命的事，马上就吓得牙齿打嗑，浑身发抖。随后，魏德发将刀放在他的脖子上往横里一拖，做了个抹喉样的动作说：“这样就要喊你狗头落地，象你杀我的那些鸡样！”
队长不得不连连求饶：“莫这样，你可千万莫这样。德发，念你我都是亲戚、都是兄弟的份上……”
“那你就给我滚吧！”魏德发说。一搡将他推出了七八尺远。
“现在世道变了，你给我弄醒豁，快把你那套收起来！”
这以后，魏德友就再没敢来找他的麻烦了。
以后的形势是一天比一天好。
八月份，大宝考完试回来了。两个不安本分的人又凑到了一起。他们还是坐在埂子上。
下面的草滩上，五只老母鸡和一大群小鸡正在觅食，它们披着黄色的羽毛，三只一群，五只一伙，就象一簇簇盛开着的鲜花。
看着眼前的景象，大宝赞叹地说：“老兄，你真行，才几个月不见，就又有这么多鸡了！”
“你考试能成吗？”魏德发关心地问。
“现在还说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多半没问题。”
“那就好。那就好。”
“说实在的，这农村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
说到这儿，大宝似乎显得有些伤感。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继续说：“一晃都十年过去了，天天和锄头扁担粪水打交道……可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城里人……”
魏德发还是第一次看见大宝流露出这样伤感的样子。
大宝又说：“我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城！”
“为啥，你在农村已经生活了这么久，成了家，还有了个女儿？”
“为了受到人的尊重，也为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这么多年来，每逢我回到城里就总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这是为啥？”
“这是因为在中国，这么多年来，人被分为了两等……哎，不说这些了。”
这天，两个朋友谈了很多很多。临走时，大宝说：“不过，我相信从今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尤其是你，德发兄。”他继而用手指着下面的洼地说：“你看看这儿，地域辽阔，土质肥沃，水草丰茂……我相信，照你现在这样干下去，要不了三五年，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大宝的话使魏德发更加坚定了信心。
而那时，魏家村的村民们却还躺在贫穷的温床上、戴着“越穷越光荣”的精神镣铐在“睡大觉”，人们追求贫穷，崇尚贫穷，仰视贫穷，羡慕贫穷，以贫穷作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目标。
十月份，大宝终于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一所医学院录取了他。动身赴学的那天，魏德发紧握着大宝的手说：
“老弟，你这就要走了。往天有你在我干起来还算心中有数，可是，不晓得二天……”
“这你放心，”大宝说，“你照着现在这样干下去，我看今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你还会回来吗？”
“村子里肯定是回不来了，不过，池和县却很难说。”
“我巴不得你还能回来。”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我考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离开农村，回到城里啊。”
以后，政策渐渐宽松了起来：政治口号喊得越来越少，对生产方面的关注越来越多；猪被允许到了可以养三头，鸡和鸭可以养数十只；集市日渐兴隆，市场物资比以前丰富，交投也活跃了起来。
第二年开年，魏德发去河南弄回来了一批良种鸡，使他的鸡群一下子就壮大到了三百多只。现在站在埂子上，大鸡小鸡，土鸡洋鸡，公鸡母鸡充满了你的视野。
下一年，魏德发家头年孵的那些小鸡都长成了能生蛋的大鸡，一会儿这个产只蛋，一会儿那个又产只蛋；今天这个孵只小鸡出来，明天那个又孵只小鸡出来。然而，他们却舍不得吃一只蛋，杀一只鸡，将蛋全都弄去卖成了钱，将鸡都留着产蛋和再孵小鸡。这样过了一二年，魏德发一家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过上了好生活。
那时候，珍珍已经高中毕业了。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心里所想的却与父母们的完全不同。赶场天她常和父亲或魏王氏一道将蛋背到县城里的集市上去卖。随着去城里的次数增多，她逐渐流露出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向往。
那年月，大宝的女儿梁妮——珍珍叫她妮子——也在读高中了，她和珍珍继承了父辈们的友谊也成了好朋友。俩人常常在一起玩耍、嬉戏，在草滩上捉蚱蜢，去浅水边捞鱼虾，在芦苇丛中捉迷藏。对于这个身世与自己有着不同的姑娘，珍珍总是抱着一些羡慕和好奇。她常常这样问她：
“听说你爸家得城头？”
“是呀。”妮子说。
“那你爷爷和婆婆……”
“都在城里。”
“你去过你爷爷婆婆家吗？”
“当然去过，有时候过年我爸就要把我和我妈带去。”
“那城头一定很好耍了？”
“当然好耍。”
“也有好多好吃的东西？”
“是呀。”
“你爷爷家头住的是啥子样的房子？”
“楼房。”
“也养鸡吗？”
“不养；乡下人才养鸡。”
“也不种粮食了？”
“当然。种粮食是乡下人的事，城里人只是吃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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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就是这样，不信你就自己拿去看吧。”会计将账本推到他面前说，“今年你家只出了那么多个工。按照本队往年的情况，一个主要劳动做一天算十分‘工分’，副代劳动做一天只算得到七分，每十分值人民币八分，而你家出的工该折合多少，你家分的、拿的又该折合人民币多少，账目上清清楚楚。”
面对这种情况，魏德发就是想吵架也找不到理由。无奈之下，他只得对会计说：“好吧，既然是这样，我魏德发就是想不认也不行了。说吧，咋个办？”
“‘咋个办’？这不明摆着吗，按照队里的规定，欠债还钱，欠工偿工！要么你就拿钱出来，一笔了清；要么你俩口子明年就给队里白干一年。”
“可是，明年我一家人总不能不吃喝呀！”
“那就拿钱出来吧。”
“我哪来的钱啊！”
“那咋个办？现时队里穷得不得了，你总不至于赖账呀？”
魏德发无言以答。
会计走了。临走时留下了一句话：你回去等着吧，我要找队长商量商量。
魏德发垂头丧气地回到窝棚里，看着一贫如洗的家发愁。棚子里只有两张用硬木板搭的床，每张床上各有一床已经盖了十多年的被子（那还是他和魏王氏结婚时置办的）；除外，还有一个装粮食用的柜子，一口装衣服用的箱子，一张吃饭用的小方桌，一口灶，两口铁锅，几根矮板凳和几样破旧的农具。
“天啊，这叫我去拿啥子来还啊！”魏德发无奈地叫道。
这天是魏德发几十年来最最难熬的日子，面对这个家，他简直想不出一点办法。去借吧，可眼下家家户户都穷，即便是有拿得出来的，可谁会借给像他这样的穷鬼呢，更何况他还负债累累。
他在窝棚里呆坐了一上午。下午，魏德发还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来，索性就倒上床去睡觉。迷糊中，他心里有了。
傍晚时分，会计伙同队长一起来了，还跟着两个“基干民兵”——看样子是准备万不得已时好动干戈。
队长名叫魏德友，是魏德发的远房兄弟，长得尖嘴猴腮，骨瘦嶙峋，一身的霸气和流气。此人前几年曾是村上的造反派头目，因打、砸、抢、抄和鱼肉乡亲而名臭乡里，还被人打断过一条腿。但由于他早年去外面闯荡过，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再加之这年头队上穷，没人愿意出来撑头，所以就钻了这个空子。
会计说：“魏德发……”
“你莫多说，”会计的话还没说完，魏德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队长一瘸一拐地走到魏德发面前问，“可你拿啥子来还？”
“拿猪，拿咱家的猪！”
队长一听就瞪大了眼睛。随即，他将会计拉到一旁去商议了商议，又过来说：“魏德发，我真服了你，你小子果然有脑子，居然想到用猪来抵债！不过这样也好，你总算是和集体扯平了。”
“走吧，牵猪去。”说罢，他就将手向其余三人一挥，转到窝棚后面去了。
几分钟后，一条肥猪就在夜色中从魏德发家被牵走了。
第二年，魏德发一家过着有顿没顿、捉襟见肘的生活。为了填饱肚子，一家人吃过米糠、麦麸、苕皮，到洼地里去挖过野菜，掏过苇根……穿的是春夏秋冬一个样，补丁上面又打补丁。
那年月，珍珍已有十岁出头了。看见女儿成天饿得哇哇叫，穿着补丁连连、露皮显肉的衣服去见人和上学，魏德发就感到心疼、汗颜和惭愧。他常常望着那肥沃的土地和水草丰茂的洼地纳闷：为什么，为什么咱们守着这样肥沃的土地还吃不饱，穿不暖呢？
就在魏德发身陷绝境的时候，一个叫梁大宝的青年来到了他身边。他是城里下来的知青，来这儿插队已有好几年了，不仅和村里一个地道的农村女人结了婚，而且还生了个女孩。此人不满三十，一张方形脸，身材魁伟，读过高中；他举止稳重，头脑睿智，思维活跃，富有见地。他向魏德发说只种地不干点别的是注定要受穷的，并建议魏德发利用这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搞副业，搞养殖业，走发家致富的道路。
为了活命和填饱肚子，又带着对有知识的人的那份崇敬和信赖，魏德发决心豁出去了。恰逢三四月间，正是孵鸡抱蛋的好时节，魏德发将家里那些平时舍不得吃的好蛋全挑出来，又将仅有的五只老母鸡都赶进了窝里，让它们加班加点地孵起了鸡来。这样，二十来天就是一批；再过了二十来天又是一批……
那时节，春风吹拂，气候适宜，草滩上青草正茂，虫子多多，再加上魏德发一家的精心喂养和管理，鸡见风似地长。到了秋天，站在埂子上，放眼望去，呈现在眼前的是活蹦乱跳的一大片。
可是，就在这当儿，队长又来了。
那是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洼地上一派繁忙的景象：魏王氏背着一背青饲料正一边走着一边将一大群鸡往回赶；魏德发则蹲在埂子上一边抽着水烟一边望着鸡群在心里作着美好的盘算。
队长带着两个“基干民兵”先向草滩上望了一阵后问魏德发：“这些家伙都是你养的吧？”
魏德发一听就知道没好事来了，他点了点头，赶忙收起烟袋站起来。
“咋个养这么多？”
魏德发没开腔。
队长和那两个“基干民兵”就在那儿候着。
不久，鸡群走过了草滩，爬上了埂子，从他们脚下经过，向棚子旁边的鸡圈走去。
队长就用手点着一只只地数起那些鸡来，越数他的脸色就越难看，越数魏德发的心也就跳得越厉害。当数完最后一只的时候，队长忽然脸色一变，说：“魏德发，你得搞些啥子啊？”
魏德发不开腔。
“我得问你呢！”
魏德发还是不敢开腔。
“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说罢，他便命令两个“基干民兵”：“你们去把那些鸡全都给我捉了！今黑了队上要开批斗大会！”
“嗦！”两个“基干民兵”一齐答应，并立马扑向鸡窝。
那些鸡已经全都归窝。一时间只见人忙脚乱，鸡腾窝翻，还没要到十分钟，所有的鸡便被悉数捉尽。
入夜，在村里的大晒场上，火光闪闪，人声鼎沸，气氛紧张。队长指着躺在他脚下的那些鸡——那些鸡事先已被分成了两群：一群是那五只曾被用来孵过蛋的老母鸡；一群是被孵出来的鸡——说：
“社员们，你们有哪个肯出来数数这些鸡？”
话落人应，就有人去数了来说：“有六十八只。”
“我再问问你们，村上只准养多少？”
大家齐声说：“五只。”
“多了的来咋办？”
“杀了！都杀了！”
“对，都杀了！”队长说。他又指着那群被孵出来的鸡对几个手持刺刀枪的“基干民兵”说：“去呀，小伙子些，把那些‘资本主义的鸡’都给我干掉！”
话音一落，那几个“基干民兵”就一哄而上，用刺刀向那群鸡戳去。
这次打击使魏德发刻骨铭心，几乎断绝了他发家致富的念头。
一天，大宝又来了。两人提起那事时魏德发悲哀地说：“老弟，我算是白干了！”
大宝的心情也很沉痛，但却说：“不，你没有白干。”
“还没白干！六十多只鸡啊，那是我一家人半年的心血，就那样几刀下去……”
“是太残忍了，”大宝说，“但是，这件事却说明了这个国家和那些人做事已经到了多么荒唐和疯狂的地步。”
“可那又咋样？”
“想必你知道有一句话叫‘物极必反’，凡事如果做过了头就要走向反面。”
“你是说……”
他们还是坐在埂子上。这天天空阴沉，气候较冷，秋风顺着洼地吹来，卷得水中的芦苇不断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在诉说他们心中的哀伤。
“别泄气，老兄。”过了一会儿，大宝用手拍着魏德发的肩头说，“我都还不死心哩。”
“你想做啥子？”
“我想回城里。这农村真是太穷、太落后了。”
“回城里？”
“是啊，我的根在那儿。”
“得行吗？咋回得去？”
“走读书这条路；通过读大学……”
“可现时国家……”
“我知道国家现在的情况，但总会有人出来扭转局面的……”
他还说变革终究会到来，从现在起就要作好准备，积累知识，储备能量，等等。
魏德发信了大宝的话。从此，他一有空就潜下心来学习养殖业方面的知识。大宝每回一次老家也总要给他带回来一些养殖方面的书籍。
一九七七年，大宝的话终于应验了，这年， “文化革命”结束了。
一天，大宝又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对魏德发说：“怎么样，我说过的！怎么样！”
“这样看起来，咱们要过上好日子了！”魏德发一边流着泪一边说。
大宝说：“我要回去复习功课去了，准备迎接高考。”
“那我呢？”魏德发问。
“你快动手干呀，又把你的那些鸡养起来。”
是啊，现在还等什么呢！魏德发再也按捺不住了，当天晚上就去挑了一些好蛋，并将剩下的那五只老母鸡赶进了窝里。这样，没过多久，草滩上就又有了很多黄色的、毛茸茸的东西。
一天下午，队长又来了。他站在埂子上猛喝道：“魏德发！”
此时，魏德发正在草滩上照管他那些鸡。他看见魏德友嘴里叼着根香烟，双手叉腰，居高临下地望着自己，还是象以往那样盛气凌人，只不过这次没带民兵来。
“啥子事？”他问。
“你给我上来！”
魏德发丢下手里的活计，走过草滩，爬上埂子。他嘴里咕噜道：“狗日的，又来了！老子才刚开始他又来了！”
他没有去到队长跟前，而是径自钻进了窝棚。
队长见魏德发居然敢不理他，气得哇哇直叫：“魏德发，你给我出来！你给我滚出来！”
半分钟后，魏德发手里提着把菜刀、满脸杀气地出来了。
一见这阵势，队长就大感意外，他忙将那半截还没抽完的烟吐掉，问：“你想做啥子？”
魏德发右手提刀，左手指着队长，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过去说：“魏德友，你给我听倒，我不想做啥，我养鸡只是想还账和填饱肚皮，求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如果你硬是要来逼我、打我那些鸡的主意的话，老子今天就先把你杀了，再去坐牢！”说罢，他就冲上前去，揪住了队长的衣领，将刀对准了他的脖子。
向来就作威作福惯了的队长没想到今天遇上了要命的事，马上就吓得牙齿打嗑，浑身发抖。随后，魏德发将刀放在他的脖子上往横里一拖，做了个抹喉样的动作说：“这样就要喊你狗头落地，象你杀我的那些鸡样！”
队长不得不连连求饶：“莫这样，你可千万莫这样。德发，念你我都是亲戚、都是兄弟的份上……”
“那你就给我滚吧！”魏德发说。一搡将他推出了七八尺远。
“现在世道变了，你给我弄醒豁，快把你那套收起来！”
这以后，魏德友就再没敢来找他的麻烦了。
以后的形势是一天比一天好。
八月份，大宝考完试回来了。两个不安本分的人又凑到了一起。他们还是坐在埂子上。
下面的草滩上，五只老母鸡和一大群小鸡正在觅食，它们披着黄色的羽毛，三只一群，五只一伙，就象一簇簇盛开着的鲜花。
看着眼前的景象，大宝赞叹地说：“老兄，你真行，才几个月不见，就又有这么多鸡了！”
“你考试能成吗？”魏德发关心地问。
“现在还说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多半没问题。”
“那就好。那就好。”
“说实在的，这农村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
说到这儿，大宝似乎显得有些伤感。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继续说：“一晃都十年过去了，天天和锄头扁担粪水打交道……可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城里人……”
魏德发还是第一次看见大宝流露出这样伤感的样子。
大宝又说：“我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城！”
“为啥，你在农村已经生活了这么久，成了家，还有了个女儿？”
“为了受到人的尊重，也为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这么多年来，每逢我回到城里就总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这是为啥？”
“这是因为在中国，这么多年来，人被分为了两等……哎，不说这些了。”
这天，两个朋友谈了很多很多。临走时，大宝说：“不过，我相信从今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尤其是你，德发兄。”他继而用手指着下面的洼地说：“你看看这儿，地域辽阔，土质肥沃，水草丰茂……我相信，照你现在这样干下去，要不了三五年，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大宝的话使魏德发更加坚定了信心。
而那时，魏家村的村民们却还躺在贫穷的温床上、戴着“越穷越光荣”的精神镣铐在“睡大觉”，人们追求贫穷，崇尚贫穷，仰视贫穷，羡慕贫穷，以贫穷作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目标。
十月份，大宝终于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一所医学院录取了他。动身赴学的那天，魏德发紧握着大宝的手说：
“老弟，你这就要走了。往天有你在我干起来还算心中有数，可是，不晓得二天……”
“这你放心，”大宝说，“你照着现在这样干下去，我看今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你还会回来吗？”
“村子里肯定是回不来了，不过，池和县却很难说。”
“我巴不得你还能回来。”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我考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离开农村，回到城里啊。”
以后，政策渐渐宽松了起来：政治口号喊得越来越少，对生产方面的关注越来越多；猪被允许到了可以养三头，鸡和鸭可以养数十只；集市日渐兴隆，市场物资比以前丰富，交投也活跃了起来。
第二年开年，魏德发去河南弄回来了一批良种鸡，使他的鸡群一下子就壮大到了三百多只。现在站在埂子上，大鸡小鸡，土鸡洋鸡，公鸡母鸡充满了你的视野。
下一年，魏德发家头年孵的那些小鸡都长成了能生蛋的大鸡，一会儿这个产只蛋，一会儿那个又产只蛋；今天这个孵只小鸡出来，明天那个又孵只小鸡出来。然而，他们却舍不得吃一只蛋，杀一只鸡，将蛋全都弄去卖成了钱，将鸡都留着产蛋和再孵小鸡。这样过了一二年，魏德发一家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过上了好生活。
那时候，珍珍已经高中毕业了。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心里所想的却与父母们的完全不同。赶场天她常和父亲或魏王氏一道将蛋背到县城里的集市上去卖。随着去城里的次数增多，她逐渐流露出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向往。
那年月，大宝的女儿梁妮——珍珍叫她妮子——也在读高中了，她和珍珍继承了父辈们的友谊也成了好朋友。俩人常常在一起玩耍、嬉戏，在草滩上捉蚱蜢，去浅水边捞鱼虾，在芦苇丛中捉迷藏。对于这个身世与自己有着不同的姑娘，珍珍总是抱着一些羡慕和好奇。她常常这样问她：
“听说你爸家得城头？”
“是呀。”妮子说。
“那你爷爷和婆婆……”
“都在城里。”
“你去过你爷爷婆婆家吗？”
“当然去过，有时候过年我爸就要把我和我妈带去。”
“那城头一定很好耍了？”
“当然好耍。”
“也有好多好吃的东西？”
“是呀。”
“你爷爷家头住的是啥子样的房子？”
“楼房。”
“也养鸡吗？”
“不养；乡下人才养鸡。”
“也不种粮食了？”
“当然。种粮食是乡下人的事，城里人只是吃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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