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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七先生

    七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名叫尉仁人。先生是尉后沟村人。以我们东尉家沟的大族谱而论,先生高我两辈,我应当以“七爷”呼之。先生在我们方圆的村里,算是学问最大的人。

    先生家道敫实,自幼聪颖。在塾馆时,对那些四书五经、历史地理、唐诗宋词、天文术算,均多涉猎。及长,恰逢关中大儒“牛才子”在“五里头”的吕四庵设馆讲学,先生遂成为 “牛才子” 大儒的得意门生之一。在众多门生中,先生得“牛才子”大儒亲授,“学为好人,布衣自足”;“世长势短,不以势处世;人多仁少,须择仁交人。”的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

    这吕四庵学馆乃清末民初蓝川县的第一大学馆,在关中道上也是名声远扬。一来坐馆的是关中大儒“牛才子”;二来这吕四庵是宋朝“四吕”家的祠堂,规模宏大,占地众多,官粮充裕。吕家四人均为宋朝高官,名声显赫。吕大忠官拜工部侍郎;吕大防以忠君保民为先,曾先后辅佐过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至宋哲宗时垂帘听政,官拜左丞相;吕大钧放弃“王室教授义郎”的高官为民,讲道育人,首创我国第一部“乡规民约”:盼望人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吕大临为太学博士,理学鼻祖程灏的四大弟子之一。虽说吕家后世没落,但基业深厚,延至民国初年,仍为乡绅大户。记得我小时去蓝川县城,在五里头还可见到吕家祠堂的石狮、石马、石牌坊。可惜今天,吕四庵仅仅只剩下几株古柏在见证历史的沧桑,其余的物什竟荡然无存。

    时值民国初年,社会动荡。持续三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导致一千三百多万人死亡。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关中连遭三年大旱重创,六料颗粒无收。据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关中各县,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现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入春以来,饿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入秋以来,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还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据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兼民政厅长邓长耀的灾情报告:全省有二百多万人活活饿死,二百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八百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祸不单行,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同降临。使陕西全境九十二个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至人人相食、惨绝人寰。这场自然灾害,其规模之大、灾难之惨烈在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极其罕见。

    蓝川县也不能幸免於难。蓝川县政当局,深感于“牛才子”的名望,委其主持赈灾大计。先生跟随牛大儒,投身济民于水火之中的赈灾活动,栉风沐雨、吃苦无数,始终不敢怠慢。后来,县政当局请先生在教育局做主事,先生目睹赈灾时官场的沆瀣,感于世态之炎凉,不愿为官出仕,遂回家居闲。

    村里人请先生出任教师,以教习族中子孙,先生欣然从命。于是,尉家沟村崖背的“老爷庙”就成了我们的学校。

    不到二年,就出了一个大事。我们家门前的这条大沟,从尉家沟村到尉后沟村这一段,非常的陡峭。距沟底的那三五十米,那简直就是悬崖峭壁。连接两个村子的小道,就在沟的边沿上。冬天,风化了的冻土,沿着陡峭的斜坡,哗哗地向下滚落。那天放学,先生和村里的孩子一起回家。突然有人大喊:“啊!旦儿滚坡了!”一团人影,急速向沟底坠落。先生没有多想,斜里奋力一纵,早已在两丈开外。说时慢,那时快。几起几落,先生已截在旦儿的前面,一把把旦儿揽在怀中。村里人赶来时,先生的右脚深深的插进泥土之中,动弹不得。再看离那悬崖峭壁,已不足十米远近,真让人胆颤心惊。村里的小伙子七手八脚的把先生和旦儿救上来。可惜先生因此而落下残疾,右腿直挺挺的,膝盖处再也不能打弯。

    我上学那阵子,先生一人要给我们四个年级的学生教授国语、算术、自然、图画、写字、体育诸多课程,还要指导种植、劳动。由于采用的是复式教学,先生有时先给部分学生提示要点,指导学生自学;给另一部分学生进行讲授。有时先生会让部分学生先写作业,由学习好的学生主持讲评;先生经常把自然和图画放在一起,低年级学生画画,他就给高年级学生讲授自然常识。一颗硕大的南瓜放在讲台上,先生在黑板上作过示范。一边是一群学生从不同角度观察而画的各式各样的南瓜;另一边学生则在听先生“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讲述。玉米、谷穗、棉花,……。我们都曾经画过。我现在仍清晰记得先生讲过的棉花种、收、用的各个环节。从选种、温水浸种、草木灰拌种;到掐头、掐枝、间蕾;到拾花、晒花、轧花、弹花;最后到纺纱、织布、脱脂医用、做炸药等等。先生讲评画作时,总是对那些与他的示范作品相去甚远的学生的图画给予较高的赞赏。先生力主“立人达人,全在讲学”;强调“实修实证”。先生博学,课讲的很生动。我特别喜欢国语、自然和写字。

    我们那会的写字,和今天小学生描红稍稍不同。我们那时叫“拉大仿”。每天都要写一幅大字。把大张的白毛边纸一折成四,衬上“影格”,我们就照着“影格”上的字一笔一画的描写。在字间的空处,要用小楷笔填上小字,叫做“填小字”。先生阅看“大仿”时,会给写得好的字画个大红圈。我们叫“吃圈”。我们常比谁的红圈多,当然是“吃圈”越多说明字写的越好。“影格”是先生给“启”的。“启影格”对我们也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先生端坐在桌子前,手执毫管,心平气和。我们围在四周,后面的人站在板凳上,大气不出。细心地看着先生一点一划、一撇一捺、一勾一挑;起笔、运笔、收笔;我有时还偷偷在衣服上跟着画。先生写得一手好柳体字,横写平稳厚重、竖划挺拔劲健、撇势凝练沉稳、捺笔锋利有力……。

    早读也是很有趣味的。每天来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读。老爷庙内,摇头晃脑、低声高调:“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先生不苟言笑,时常满面肃穆。授课时手不离一根长长的教鞭。上课时捣蛋的学生,见先生手执教鞭走来,一头钻进桌子下面,不敢出来。先生用教鞭在桌子上敲的“叭,叭!”响,嘴里说些要“吾一日三省吾身”或“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先生并不体罚学生。赞扬人时最爱说的话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虽说我们都出身农家,可每个周六,先生还是要把学生分为几组:由他指派的学生带头,在庙旁的官地里种植或管理粮作和果蔬。麦子、包谷、谷子;南瓜、茄子、豆角……,我们都曾经种过。当然,还有一组学生在挖茅坑。所谓的厕所,就是在土打的围墙内,挖几个方坑而已。每周都要清理干净。先生身体力行,为我们学而践行树立了榜样。

    到四年级时,在学生中,我的大字已经写得比较好了。看到先生事必躬亲,颇为操劳,我提出代劳先生阅看一些“大仿”,得到先生的应允。先生还说我“孺子可教!”同时因他的腿脚不便而有意指派我替代他经常去外校开个会呀什么的。

    蓝川县年年的小学升学考试,我们学校经常榜列前茅。先生所教的学生有的考进县城的县立一、二完全小学;多数考入离我们十多里路途的在洩湖镇的县立第四完全小学。先生在蓝川县的名声远扬。

    文化革命时,先生也受冲击。但他一介书生,身无长物;只知埋头讲学,不事功名利禄。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就是教诲村中人之子弟。村人多感念之心,几无加害之意。所以很快就无人过问了。先生倒落个逍遥自在。

    恢复工作时,蓝川县教育局考虑先生的名声,让先生出任五里头(吕四庵)学校校长。同时先生也担任蓝川县政协委员。先生依旧践行“实证实修”、“经世致用”的教学之道。在教学之余,先生仍把主要精力放在校注典藉,做《吕氏遗书辑略拾遗》、《吕氏乡约新解》等书的补缺校正,直到退休。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不入仕途,布衣自足。专著教诲人之子弟。其座下可谓桃李万千。省府显要、政界达官有之;教授、学者、作家有之;油田指挥长、企业老总有之;当然更多的还是四邻的乡亲及其子女。

    先生以九十六岁高龄无疾而终。墓冢一反家乡习俗,不是坐北向南仰望白鹿原,而是坐西向东直面太阳。我心想:难道说先生是上苍给我们派来的光明使者?!

    苍柏环绕,弟子们公立的高大的墓碑上碗口大的“一代师表,后世楷模”八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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