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山村情缘（九）
1961年，牧羊坝的老百姓完成了国家的公购粮任务后，一个人才分了172斤谷子，9斤小麦，折合细粮110斤，按365天算，每天平均3两粮，一天3顿，一顿才1两粮。可想而知，这日子可咋过呀？
有个别干部为了向上爬，也睁着眼睛说瞎话。一个副大队长曾在会上大言不惭地说：老百姓就是说粮食不够吃，可我一两米煮蒸饭还吃不完呢！到会的人无不惊讶，都不相信他的鬼话，个别好事的人通过背地里打听，他们几个干部确实是每人称了1两米，可另外还在里面蒸了好多芋头，所以他们没吃完。然而在会上他却只字不提有芋头在内，所以人们听的是满头雾水。
再说吃油，这年完成国家油籽任务后，一个人才分了3两菜油，要吃365天，你说怎么吃，就是用根麦草一滴一滴蘸着吃也吃不到一年。人们没法了，炒菜时把锅烧红了倒点儿水进去，只听锅里哗的一响，再把菜倒入锅内炒，权当起个心理作用。据说有一户平日里较为吝啬的人家，全家分了1.5斤菜油，吃了一年还剩多半瓶子油。可想当时这老百姓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这年的劳动报酬结算是：男劳力干一天10分工，折合人民币9分钱，女劳力干一天8分工，折合人民币７.２分钱。当时买盒最低价的“老火车”牌香烟也要１角５分钱。过年了，生产队集体杀了一头猪，每人连骨头能分4两肉。就这样的生活条件，上级还下达一系列的强制性派购任务。最大的是生猪任务，农民吃米连糠都吃了，还能用什么来喂猪呢？上级却不管这些。当时的供销社说起来是社员入股办的，说是为了大家买东西方便。刚办起时入股者买东西还有点优惠，没几天就不优惠了。这些售货员下乡来也是趾高气扬，他们自认为比农民高一等，庄稼人连嘴都招不上。再说那些收购生猪的吧，他们到了乡下不问青红皂白，见猪圈就钻，见猪就拉。陶李氏这年辛辛苦苦养了一头猪，经常是跪在地上找猪草，喂猪把猪食桶的梁梁都摸光了，实指望把猪喂大了能吃点肉，喝点汤，不算滋补就算润个肠吧！眼看这猪娃一天天变大，陶李氏的脸上也有了一丝丝欣喜。可在一天早上，两个穿中山装的陌生人来到陶家，连问都没问，就径直走到陶家猪圈门口，自己打开猪圈门，进门就按猪，按住就绑，绑了就过秤，连皮才72斤。这两个家伙嘴上叼着香烟，歪着嘴巴把账一算，放了二十几元钱在凳子上，把猪拉上就走了。到底是多钱一斤，谁也不知道，连这两个人到底是土匪、棒老二也弄不清楚。陶李氏眼看着人家把自己辛苦喂的猪拉走了，气得哭天喊地，可陶吉福、谭春玲、陶叶也只能干瞪眼，只能息事宁人劝劝算了。事过之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两个人是供销社来乡下收猪的。过了几天，有人捎信说供销社落实党的政策，念起你们陶家喂了半年猪，给你们兑现2.5斤大肉，以示党和政府的关怀，但还得自己拿钱去买回来。随后，谭春玲就到集镇供销社去买这2.5斤大肉。先排队开票、付钱，再排队等肉。一直等到太阳偏西，听说肉卖完了，可交了钱等肉的人还有很多，大家闹着不走，供销社的头头出来把排队的人点了一下数，又去烧水杀了一头猪。好不容易谭春玲才买到这2.5斤肉。为买这2.5斤政策肉谭春玲几乎花了一天工夫，饿了一天肚子，想想真是不合算，但又有啥办法。这样一来，农村喂猪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光是没啥喂，就算喂大了也是供销社的，他们把肉吃了，喂猪的甚至连汤都喝不到，连一句人话都没有。所以大家一想，干脆不养了，我看你们还耀武扬威个啥！
除了派购收猪，还要派购收蛋。人都没啥吃，哪还有粮食喂鸡。这鸡之不存，何来蛋也！一次供销社派了一个包着金牙、外地口音的人到牧羊坝来征收鸡蛋，他在牧羊坝转了大半天，结果一个蛋也没收着，他恼羞成怒扬言说：“没蛋了，人去下！”真是可恶之极！可笑之极！荒唐之极！有一天半夜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伙陌生人，说是到牧羊坝来收鸡毛，扬言说是上级安排的紧急任务。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各家各户的鸡笼篦头发一样篦了一遍，个别农户好不容易养的几只鸡也没能幸免，鸡毛被拔了个精光，鸡的一声声惨叫声令人发怵。
当时一切生活用品都是统购统销，买任何东西都要凭证。买布要布票，卖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酒要酒票，买糖要糖票，买鞋要鞋票，买烟要烟票，买盐要盐票，就是买盒火柴也要火柴票，总之，没有不要凭证就能买到的商品。农民进了商店，只能看看享个眼福，看见副食品，只能咽口水罢了。这一年，一人才发了1.8尺布票，只够做一条裤头。一年到头一户人供应了2两茶叶，还要说是上级对农民的关怀。
这农民当时的日子真是难过，吃没吃的，穿没穿的，用没用的，真是步步维艰，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该打的主义都打了，可还得勒紧裤带过日子。田坎上、山坡上的野菜挖光了，吃尽了。平日里连猪都不喜欢吃的蚕豆叶叶，洋芋蔓蔓，红苕藤藤，洋槐花花，榆树皮皮等凡能糊口的东西，全都弄来吃了。可这温饱问题依然一直困扰着牧羊坝的老百姓。听说有一个爱发牢骚的读书人在过年时写了这样一幅对联贴在大门上，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横披是：“南北”。人们见了，都不知是何意，都觉新鲜，便争相传说，越传越广，后来竟传到了牧羊坝公社革委会头头们的耳朵里，他们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这是一幅**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对联，上联的意思就是“缺一”（缺衣），下联的意思是“少十”（少食），横披的意思是“没东西”，这合在一起就是“缺衣少食没东西”，便断定这是公然在污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公然诋毁革命的大好形势，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从重严肃处理。于是这人便遭到了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戴上尖尖帽游街示众，还给本人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人经不起这一系列的“优厚待遇”，竟悬梁自尽了。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这人只不过是隐晦地说了一句真话罢了，便落得如此下场。
在这种情况下，姑娘们找对象，也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要想吃饱嫁粮站，要想穿好嫁商店，要想娱乐嫁戏院；一干、二工、三教员，宁死不嫁庄稼汉；找对象：当官最吃香，军人找连长，工人还可靠，农民看不上；结婚彩礼：三转一响（三转：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响：收音机），八套衣裳。有的姑娘为了一条灯芯绒裤子没落实，竟然拆散了一桩好姻缘。
日子过穷了，人情也淡薄了，人也生分了。有的人为了多吃一口饭竟大动干戈，打的头破血流的现象经常可见。听说有一家人娶儿媳妇摆宴席，把白萝卜去皮切成米粒大小做饭，老远看去还有点像，可这也是万般无奈的举措啊。还听说有一个小娃坐席，他妈站在后面盯场，该这娃吃的一块肉叫另一个人吃了，他妈发现后就大吵大闹，竟然还大打出手。
在这样的境况下，陶吉福家老的老，小的小，又缺少劳力，还背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这顶闻之生畏的“桂冠”，生活自然就更加凄惨，一年四季全吃菜糊糊，小麦都连皮吃了。逢年过节吃顿白米饭都感到是莫大的奢侈，一年到头磨玉米粉、小麦粉、大米粉以及杂粮粉，把石磨都磨钝了不知多少回。有词：
天天劳作不收粮，干部吹牛把天上。
派购任务名目多，买点商品是妄想。
真是卖盐喝淡汤，种田吃的菜和糠。
后来之人不知道，经过之人细思量。
1963年牧羊坝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这社会主义教育试点，按上面公布的政策听起来很好，可从各地抽调来的工作人员有的素质太低，他们不把工作重点放在搞好农村教育，怎样提高粮食产量，解决吃饭问题上，而是把重点放在整治干部上。只要某生产队某个干部贪污的粮多、钱多，就显得这个工作队员能力强，在同行面前就趾高气扬。假如这个生产队的干部没有贪污现象，那么这个工作队员就没有本事。当时，谭春玲是生产队会计，从良心上讲，谭春玲祖祖辈辈都是受苦人，如今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广大群众能推举她当会计，她已感恩不尽了。她的确是一心一意为大家干的，账目是日清月结、明明白白。可来的这个工作队员，听说是抽调的邻近公社一个积极分子。他来到这个生产队，说的是普通话加方言，打着二毛子腔，处处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一举一动二里二气。刚好平日里有几个对谭春玲不怀好意的人经常在他面前吹吹拍拍，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不久就骗取了这个工作队员的信任，成天给他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来给谭春玲找事栽赃。可搞了几十天又没有搞到实质性的问题，这个二毛子工作队员也没有得到上面的赏识，这脸也黑了，眉毛也长了，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这些不怀好意的人又给二毛子出点子要他来个硬上。他们暗地里教唆一个70多岁的老汉在所谓针对谭春玲的帮助大会上发了言。这老汉说：“啊！你当了啊！这几年会计啊！多少啊！难道就没有多少贪污一点啊！这谁信啊！你多少贪污一点啊！我们也想的过啊！这工作队员也好向上级交代啊！你不可能是个清水衙门啊！这年头你没有打听打听啊，哪有清水衙门啊！所以啊，你得啊，老实交代啊！”这老汉说毕，二毛子接着又把这老汉的话重复了一遍，不过每句去了一个“啊”字，还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想趁机整治谭春玲一下，也跟着屁股打合声，跟着起哄。当时谭春玲听了没开腔，内心感到好笑，笑这个二毛子是个混饭吃的大草包，他都没有用脑袋想想：这生产队管钱的有出纳员，管粮食的有保管员，这库房门有专门管钥匙的，粮食堆上有专门打号的，我一个会计员，一不见钱，二不见粮，从哪去贪污一点。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心里无冷病就不怕吃西瓜，这二毛子真是狗戴罐子——胡碰里！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派来的工作队，看来也只不过是个滥竽充数的酒囊饭袋罢了！若**知道他这德行，还不把肚子气疼才怪！
结果这伙人清来清去，就是找不出谭春玲贪污的事实，就更不用说证据了，也只好不了了之。这运动过后，谭春玲没有问题，还是继续当会计。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是火炮子（方言：刚出锅的油炸里脊肉）没吃着反而烫了嘴，自然无话可说。二毛子工作队员是劳而无功，也只好夹着尾巴溜走了。
1965年的5月，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大革命风暴，那些天真无知的青年学生们一刹那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喊着革命的口号，举着革命的大旗，大大小小的行政机构都是他们造反的场所，大大小小的领导都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就连小学辛苦耕耘的老师也没能幸免，也戴上了“臭老九”的黑帽子，和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无处不有时时有”，拿枪的阶级敌人虽然被打倒了，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犹如“屋檐下挂的红葱——根焦皮烂心不死！”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伺机报复。树欲静而风不止，因而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松。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牧羊坝也被卷入了这股“革命洪流”之中。陶吉福一家自五十年代初到如今，由于背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这顶头衔，处处低人一等，他们处处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在哪一次政治运动中，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正因为这样，才躲过了这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好则有惊无险。这天刚吃过午饭，牧羊坝的一伙半大孩子，不知在谁的怂恿下，打着一面“造反有理”的旗子，口里高呼着：“打到历史反革命分子陶大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浩浩荡荡来到陶吉福家，领头的那个虎头虎脑的孩子大声道：“历史反革命分子陶大成的家属给我们站出来，今天我们牧羊坝的红小兵造反派前来你家造反，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认真接受我们的批判。”陶吉福一家看着这帮孩子，一个个气势汹汹，真是拿他们没办法，也只好按他们的要求，规规矩矩站在他们的面前。孩子们又是一阵口号，然后要求陶家人一个个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要知陶家人怎样摆脱这次厄运，请继续阅读《山村情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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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别干部为了向上爬，也睁着眼睛说瞎话。一个副大队长曾在会上大言不惭地说：老百姓就是说粮食不够吃，可我一两米煮蒸饭还吃不完呢！到会的人无不惊讶，都不相信他的鬼话，个别好事的人通过背地里打听，他们几个干部确实是每人称了1两米，可另外还在里面蒸了好多芋头，所以他们没吃完。然而在会上他却只字不提有芋头在内，所以人们听的是满头雾水。
再说吃油，这年完成国家油籽任务后，一个人才分了3两菜油，要吃365天，你说怎么吃，就是用根麦草一滴一滴蘸着吃也吃不到一年。人们没法了，炒菜时把锅烧红了倒点儿水进去，只听锅里哗的一响，再把菜倒入锅内炒，权当起个心理作用。据说有一户平日里较为吝啬的人家，全家分了1.5斤菜油，吃了一年还剩多半瓶子油。可想当时这老百姓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这年的劳动报酬结算是：男劳力干一天10分工，折合人民币9分钱，女劳力干一天8分工，折合人民币７.２分钱。当时买盒最低价的“老火车”牌香烟也要１角５分钱。过年了，生产队集体杀了一头猪，每人连骨头能分4两肉。就这样的生活条件，上级还下达一系列的强制性派购任务。最大的是生猪任务，农民吃米连糠都吃了，还能用什么来喂猪呢？上级却不管这些。当时的供销社说起来是社员入股办的，说是为了大家买东西方便。刚办起时入股者买东西还有点优惠，没几天就不优惠了。这些售货员下乡来也是趾高气扬，他们自认为比农民高一等，庄稼人连嘴都招不上。再说那些收购生猪的吧，他们到了乡下不问青红皂白，见猪圈就钻，见猪就拉。陶李氏这年辛辛苦苦养了一头猪，经常是跪在地上找猪草，喂猪把猪食桶的梁梁都摸光了，实指望把猪喂大了能吃点肉，喝点汤，不算滋补就算润个肠吧！眼看这猪娃一天天变大，陶李氏的脸上也有了一丝丝欣喜。可在一天早上，两个穿中山装的陌生人来到陶家，连问都没问，就径直走到陶家猪圈门口，自己打开猪圈门，进门就按猪，按住就绑，绑了就过秤，连皮才72斤。这两个家伙嘴上叼着香烟，歪着嘴巴把账一算，放了二十几元钱在凳子上，把猪拉上就走了。到底是多钱一斤，谁也不知道，连这两个人到底是土匪、棒老二也弄不清楚。陶李氏眼看着人家把自己辛苦喂的猪拉走了，气得哭天喊地，可陶吉福、谭春玲、陶叶也只能干瞪眼，只能息事宁人劝劝算了。事过之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两个人是供销社来乡下收猪的。过了几天，有人捎信说供销社落实党的政策，念起你们陶家喂了半年猪，给你们兑现2.5斤大肉，以示党和政府的关怀，但还得自己拿钱去买回来。随后，谭春玲就到集镇供销社去买这2.5斤大肉。先排队开票、付钱，再排队等肉。一直等到太阳偏西，听说肉卖完了，可交了钱等肉的人还有很多，大家闹着不走，供销社的头头出来把排队的人点了一下数，又去烧水杀了一头猪。好不容易谭春玲才买到这2.5斤肉。为买这2.5斤政策肉谭春玲几乎花了一天工夫，饿了一天肚子，想想真是不合算，但又有啥办法。这样一来，农村喂猪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光是没啥喂，就算喂大了也是供销社的，他们把肉吃了，喂猪的甚至连汤都喝不到，连一句人话都没有。所以大家一想，干脆不养了，我看你们还耀武扬威个啥！
除了派购收猪，还要派购收蛋。人都没啥吃，哪还有粮食喂鸡。这鸡之不存，何来蛋也！一次供销社派了一个包着金牙、外地口音的人到牧羊坝来征收鸡蛋，他在牧羊坝转了大半天，结果一个蛋也没收着，他恼羞成怒扬言说：“没蛋了，人去下！”真是可恶之极！可笑之极！荒唐之极！有一天半夜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伙陌生人，说是到牧羊坝来收鸡毛，扬言说是上级安排的紧急任务。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各家各户的鸡笼篦头发一样篦了一遍，个别农户好不容易养的几只鸡也没能幸免，鸡毛被拔了个精光，鸡的一声声惨叫声令人发怵。
当时一切生活用品都是统购统销，买任何东西都要凭证。买布要布票，卖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酒要酒票，买糖要糖票，买鞋要鞋票，买烟要烟票，买盐要盐票，就是买盒火柴也要火柴票，总之，没有不要凭证就能买到的商品。农民进了商店，只能看看享个眼福，看见副食品，只能咽口水罢了。这一年，一人才发了1.8尺布票，只够做一条裤头。一年到头一户人供应了2两茶叶，还要说是上级对农民的关怀。
这农民当时的日子真是难过，吃没吃的，穿没穿的，用没用的，真是步步维艰，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该打的主义都打了，可还得勒紧裤带过日子。田坎上、山坡上的野菜挖光了，吃尽了。平日里连猪都不喜欢吃的蚕豆叶叶，洋芋蔓蔓，红苕藤藤，洋槐花花，榆树皮皮等凡能糊口的东西，全都弄来吃了。可这温饱问题依然一直困扰着牧羊坝的老百姓。听说有一个爱发牢骚的读书人在过年时写了这样一幅对联贴在大门上，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横披是：“南北”。人们见了，都不知是何意，都觉新鲜，便争相传说，越传越广，后来竟传到了牧羊坝公社革委会头头们的耳朵里，他们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这是一幅**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对联，上联的意思就是“缺一”（缺衣），下联的意思是“少十”（少食），横披的意思是“没东西”，这合在一起就是“缺衣少食没东西”，便断定这是公然在污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公然诋毁革命的大好形势，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从重严肃处理。于是这人便遭到了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戴上尖尖帽游街示众，还给本人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人经不起这一系列的“优厚待遇”，竟悬梁自尽了。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这人只不过是隐晦地说了一句真话罢了，便落得如此下场。
在这种情况下，姑娘们找对象，也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要想吃饱嫁粮站，要想穿好嫁商店，要想娱乐嫁戏院；一干、二工、三教员，宁死不嫁庄稼汉；找对象：当官最吃香，军人找连长，工人还可靠，农民看不上；结婚彩礼：三转一响（三转：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响：收音机），八套衣裳。有的姑娘为了一条灯芯绒裤子没落实，竟然拆散了一桩好姻缘。
日子过穷了，人情也淡薄了，人也生分了。有的人为了多吃一口饭竟大动干戈，打的头破血流的现象经常可见。听说有一家人娶儿媳妇摆宴席，把白萝卜去皮切成米粒大小做饭，老远看去还有点像，可这也是万般无奈的举措啊。还听说有一个小娃坐席，他妈站在后面盯场，该这娃吃的一块肉叫另一个人吃了，他妈发现后就大吵大闹，竟然还大打出手。
在这样的境况下，陶吉福家老的老，小的小，又缺少劳力，还背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这顶闻之生畏的“桂冠”，生活自然就更加凄惨，一年四季全吃菜糊糊，小麦都连皮吃了。逢年过节吃顿白米饭都感到是莫大的奢侈，一年到头磨玉米粉、小麦粉、大米粉以及杂粮粉，把石磨都磨钝了不知多少回。有词：
天天劳作不收粮，干部吹牛把天上。
派购任务名目多，买点商品是妄想。
真是卖盐喝淡汤，种田吃的菜和糠。
后来之人不知道，经过之人细思量。
1963年牧羊坝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这社会主义教育试点，按上面公布的政策听起来很好，可从各地抽调来的工作人员有的素质太低，他们不把工作重点放在搞好农村教育，怎样提高粮食产量，解决吃饭问题上，而是把重点放在整治干部上。只要某生产队某个干部贪污的粮多、钱多，就显得这个工作队员能力强，在同行面前就趾高气扬。假如这个生产队的干部没有贪污现象，那么这个工作队员就没有本事。当时，谭春玲是生产队会计，从良心上讲，谭春玲祖祖辈辈都是受苦人，如今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广大群众能推举她当会计，她已感恩不尽了。她的确是一心一意为大家干的，账目是日清月结、明明白白。可来的这个工作队员，听说是抽调的邻近公社一个积极分子。他来到这个生产队，说的是普通话加方言，打着二毛子腔，处处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一举一动二里二气。刚好平日里有几个对谭春玲不怀好意的人经常在他面前吹吹拍拍，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不久就骗取了这个工作队员的信任，成天给他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来给谭春玲找事栽赃。可搞了几十天又没有搞到实质性的问题，这个二毛子工作队员也没有得到上面的赏识，这脸也黑了，眉毛也长了，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这些不怀好意的人又给二毛子出点子要他来个硬上。他们暗地里教唆一个70多岁的老汉在所谓针对谭春玲的帮助大会上发了言。这老汉说：“啊！你当了啊！这几年会计啊！多少啊！难道就没有多少贪污一点啊！这谁信啊！你多少贪污一点啊！我们也想的过啊！这工作队员也好向上级交代啊！你不可能是个清水衙门啊！这年头你没有打听打听啊，哪有清水衙门啊！所以啊，你得啊，老实交代啊！”这老汉说毕，二毛子接着又把这老汉的话重复了一遍，不过每句去了一个“啊”字，还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想趁机整治谭春玲一下，也跟着屁股打合声，跟着起哄。当时谭春玲听了没开腔，内心感到好笑，笑这个二毛子是个混饭吃的大草包，他都没有用脑袋想想：这生产队管钱的有出纳员，管粮食的有保管员，这库房门有专门管钥匙的，粮食堆上有专门打号的，我一个会计员，一不见钱，二不见粮，从哪去贪污一点。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心里无冷病就不怕吃西瓜，这二毛子真是狗戴罐子——胡碰里！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派来的工作队，看来也只不过是个滥竽充数的酒囊饭袋罢了！若**知道他这德行，还不把肚子气疼才怪！
结果这伙人清来清去，就是找不出谭春玲贪污的事实，就更不用说证据了，也只好不了了之。这运动过后，谭春玲没有问题，还是继续当会计。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是火炮子（方言：刚出锅的油炸里脊肉）没吃着反而烫了嘴，自然无话可说。二毛子工作队员是劳而无功，也只好夹着尾巴溜走了。
1965年的5月，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大革命风暴，那些天真无知的青年学生们一刹那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喊着革命的口号，举着革命的大旗，大大小小的行政机构都是他们造反的场所，大大小小的领导都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就连小学辛苦耕耘的老师也没能幸免，也戴上了“臭老九”的黑帽子，和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无处不有时时有”，拿枪的阶级敌人虽然被打倒了，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犹如“屋檐下挂的红葱——根焦皮烂心不死！”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伺机报复。树欲静而风不止，因而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松。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牧羊坝也被卷入了这股“革命洪流”之中。陶吉福一家自五十年代初到如今，由于背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这顶头衔，处处低人一等，他们处处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在哪一次政治运动中，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正因为这样，才躲过了这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好则有惊无险。这天刚吃过午饭，牧羊坝的一伙半大孩子，不知在谁的怂恿下，打着一面“造反有理”的旗子，口里高呼着：“打到历史反革命分子陶大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浩浩荡荡来到陶吉福家，领头的那个虎头虎脑的孩子大声道：“历史反革命分子陶大成的家属给我们站出来，今天我们牧羊坝的红小兵造反派前来你家造反，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认真接受我们的批判。”陶吉福一家看着这帮孩子，一个个气势汹汹，真是拿他们没办法，也只好按他们的要求，规规矩矩站在他们的面前。孩子们又是一阵口号，然后要求陶家人一个个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要知陶家人怎样摆脱这次厄运，请继续阅读《山村情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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