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章：查禁白莲教
乾隆皇帝关于查禁白莲教的谕旨不仅让和珅感到开心，而且让湖北、四川等六省的大小官员们都感到十分开心。
当然，湖广总督毕沅可能要除外，毕竟他的顶戴花翎被摘了，圣旨里将他严厉申饬了一顿，吓得他连连叩首，口称“臣罪当诛”，浑身上下冷汗直流。他一边磕头一边心里想：这次又要给和中堂好好地孝敬一笔了。
其他的大小文武官员则都很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当然与和珅的理由是一样的，大家又有了挣钱的机会了。因此，当各省督抚衙门将严厉查禁白莲教的谕旨行文下发给各级官员时，大家可谓是雷厉风行，闻声而动，各府、州、县衙门所属的监狱里一下子就人满为患，塞满了所谓的白莲教徒。
这些囚犯里面，有的确实是白莲教徒，但更多的根本就是无辜的百姓，这些无辜的百姓就是各级官吏此次发财的提款机，是他们故意抓进来以便敲诈勒索的，你说你不是白莲教徒、你是冤枉的是吗？你想赶紧出去是吗？那好，拿钱来，今晚从后门把银子给老爷送来，明天咱就放人。
不仅各级大小官员如此，就连下层的差役、捕快乃至地痞流氓无赖都趁此机会大发横财。他们如狼似虎、欺压良善，看谁不顺眼就说谁是白莲教徒，就要抓进衙门里去，逼着你拿出银子来消灾。更有无数贫苦的百姓实在拿不出赎身的钱财，结果就被充数当作了所谓的白莲教匪关进监牢里，每日里遭受着板子夹棍的严刑拷打，痛苦莫名。就这样，乾隆皇帝一道谕旨，给川楚六省的百姓平添了无数的血泪，无尽的灾难。
湖北省郧阳府均州知州孙修福是缉拿白莲教劲头最足的官员之一。当他拿到上司的行文之后，高兴得脑门子都要乐开花了。他家几代人都是贩桐油的，到他这辈发家了，于是他就想买个官做。在清朝，卖官鬻爵是合法行为，在康熙、雍正年间，对于买官还有所控制，一般卖出去的都是无实权的候补官员，但到了乾隆末期，卖官鬻爵开始泛滥成灾，各类现任官员也大肆拍卖。孙修福便花了一万三千两银子，买了个均州知州的顶戴。
均州这个地方并不富庶，和本省的武昌、荆州等地完全没法比，但孙修福管不了那么许多，他是个商人，花出去的钱必须连本带利全捞回来才行。为此，他三管齐下，使用三套办法疯狂地捞钱。
第一种手段便是利用收取税赋的机会压榨百姓。按照清朝的法律：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也就是说清朝的田赋是固定的数字，永远也不会变化；到了雍正年间，又实行“火耗充公”，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清朝的各级官吏无法通过提高田赋的数目来捞钱了，看起来应该是蛮不错的一项制度，老百姓的利益好像不会再受到贪官污吏的侵害了。
然而，只要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依然存在，那就根本无法消除各级官吏的**行为。大小贪官们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自有新的办法来盘剥百姓。
比如，当时很多百姓都是用粮食等实物来缴纳税赋的，这样官员们就有了发财的机会：你交的粮食我们必须把它运到上级的官仓里才行吧？可怎么运呢，总不能让老爷我自己去背粮食吧？我当然应该雇人雇车来运输才对，那么这笔运输费由谁来出呢？当然是你，所以请你多交一部分粮食，以此充当运输费。这个便叫做“浮收”。
还有的百姓在交赋税时因为没有银子，交的是铜钱，清王朝那个“永不加赋”的固定数目字是用银子来度量的，而银子与铜钱之间的比价又是经常波动的，这样一来，官员们就又有了发财的良机。当百姓们拿着铜钱去交税时，在官员那里银子与铜钱的兑换率就永远都会比市场价高出许多，具体高多少就全看官员们的胃口了。这个被称为“勒折”。
“浮收勒折”便是清代地方官吏们用来盘剥百姓、贪污中饱的常用套路。
对于孙修福这样的官员来说，常用的浮收勒折等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了，因而除此之外，他还有两套别的手法。他的第二种手法便是打官司。古代的中国百姓向来对去官府打官司敬而远之，轻易不会去衙门诉讼的。孙修福便有了新的发明创造，他雇佣了一帮地痞流氓，到处惹事生非，主动挑起事端，然后到州衙门里告状。无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说某某人欠他的钱，求老爷做主。在中国古代，是没有刑法民法之分的，像债务纠纷这种民事诉讼，官府也可以抓人；而在当时，又没有羁押时限的规定，官府把一个犯人想关多久就关多久。这样，当流氓无赖们状告某人欠钱时，孙修福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将被告抓起来，关进牢狱，直到被告家里拿钱来疏通，他才会放人。如此一来，这些地痞无赖就在孙修福的庇护下，在均州城里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到处敲诈勒索。均州城里的一些无权无势的小商贩、小业主都倒了大霉，他们几乎没有不被流氓们敲诈过的，人人叫苦连天，但又无处伸冤。因此，大家都对这个孙猴子恨之入骨。
孙修福的第三套手段便是和州里的一些豪强劣绅联手，巧立名目，勒索百姓。王益之就是他的亲密合作伙伴之一，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商量出各种的鬼名堂，像什么修烈女祠啊，什么修关帝庙啊，什么祈雨祭河神啊，这些名堂都要百姓捐钱。王益之派出家丁挨家挨户地去敛钱，谁敢不交就拳脚相加，甚至明抢明夺，孙修福则在背后给王益之撑腰，要是有人敢到州衙来告王家，一律都是诬告良民，孙大人将大刑伺候。而事后，王益之自然会拿出一笔丰厚的酬劳送给孙修福。
虽然这样三管齐下，但孙修福还是嫌钱来得慢，每天都琢磨着怎么能更快更多地捞钱。现在，这份查禁白莲教的上谕来的可真是时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孙修福高兴坏了，他赶紧把州府的同知（相当于副州长），以及各位推官、典吏，三班六房的管事衙役，还有衙门里的师爷、书办都找来，大家聚在一起开会。
孙修福一本正经地说道：“皇上的圣谕已经下来了，要严厉查禁白莲教匪，此事不可轻忽，一定要把本州的教匪缉拿干净，咱们……”他的话还没说完，忽然有人进来报告：“十里坪镇的举人王老爷有急事求见。”
孙修福一怔，心想：“他来干什么？”又一想：“肯定和白莲教有关，这家伙恨透了白莲教了。”于是，他便说道：“快请。”
王益之带着儿子王延恩、王延泽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一拱手：“孙大人，列位大人，在下打扰了。诸位大人是不是在这里商议奉旨查办白莲教的事？要是这样的话，就不用在这里多费唇舌了。白莲教的那些大头目都是谁、在哪里我全都知道，孙大人你快派人和我一起去，我带着你们去抓他们。”
孙修福说：“王兄不必着急嘛，先坐下，慢慢说，来人，看茶。”
王益之说：“孙大人不必多礼，咱们还是快些出马去拿人要紧，万一那些教匪们听到风声逃之夭夭可就不妙了。孙大人你听我讲，混元教的大头目宋一真现在就在城西三十里的孟家楼村里，另一个大头目马清峰则在孟家楼旁边的小李庄；还有那个自然教的教首龙汉青，他现在仍在我们镇外麻姑山的灵爪观里。要快呀，趁此良机，快点把他们一网打尽。”孙修福却连说：“不忙，待本官先升堂再说。”王益之急切地连声催促，州衙的议事厅里登时变得闹哄哄的。
在这一片喧闹声中，没有人注意到坐在角落里的谭师爷悄悄地站起了身，对身边一个典吏说：“我去解手。”然后，便离开了议事厅。只见他离开了议事厅，悄悄地穿过两道门，回头看看见四处无人，便一闪身，走向了州衙的侧门，从那里他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向着对面一个修鞋的摊子走了过去。
他走到那个摊子面前，只见有一老一少两个修鞋匠正在那里忙活着。谭师爷对那老修鞋匠说道：“我要你修的鞋补好了吗？”
那老修鞋匠一见是谭师爷，忙说道：“补好了，补好了，您看看，跟新的一样。”说着，把一只布鞋递了过来。
谭师爷拿过鞋，一边掏钱一边四处看了看，俯下身低声对那老修鞋匠说了几句。老修鞋匠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接过谭师爷给的几个铜钱，然后满脸堆笑地说道：“大爷您走了？有事尽管吩咐。”
谭师爷拿着鞋走了，那老修鞋匠却对小修鞋匠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收拾起修鞋摊子，急匆匆地向着州城的大门走去。
当然，湖广总督毕沅可能要除外，毕竟他的顶戴花翎被摘了，圣旨里将他严厉申饬了一顿，吓得他连连叩首，口称“臣罪当诛”，浑身上下冷汗直流。他一边磕头一边心里想：这次又要给和中堂好好地孝敬一笔了。
其他的大小文武官员则都很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当然与和珅的理由是一样的，大家又有了挣钱的机会了。因此，当各省督抚衙门将严厉查禁白莲教的谕旨行文下发给各级官员时，大家可谓是雷厉风行，闻声而动，各府、州、县衙门所属的监狱里一下子就人满为患，塞满了所谓的白莲教徒。
这些囚犯里面，有的确实是白莲教徒，但更多的根本就是无辜的百姓，这些无辜的百姓就是各级官吏此次发财的提款机，是他们故意抓进来以便敲诈勒索的，你说你不是白莲教徒、你是冤枉的是吗？你想赶紧出去是吗？那好，拿钱来，今晚从后门把银子给老爷送来，明天咱就放人。
不仅各级大小官员如此，就连下层的差役、捕快乃至地痞流氓无赖都趁此机会大发横财。他们如狼似虎、欺压良善，看谁不顺眼就说谁是白莲教徒，就要抓进衙门里去，逼着你拿出银子来消灾。更有无数贫苦的百姓实在拿不出赎身的钱财，结果就被充数当作了所谓的白莲教匪关进监牢里，每日里遭受着板子夹棍的严刑拷打，痛苦莫名。就这样，乾隆皇帝一道谕旨，给川楚六省的百姓平添了无数的血泪，无尽的灾难。
湖北省郧阳府均州知州孙修福是缉拿白莲教劲头最足的官员之一。当他拿到上司的行文之后，高兴得脑门子都要乐开花了。他家几代人都是贩桐油的，到他这辈发家了，于是他就想买个官做。在清朝，卖官鬻爵是合法行为，在康熙、雍正年间，对于买官还有所控制，一般卖出去的都是无实权的候补官员，但到了乾隆末期，卖官鬻爵开始泛滥成灾，各类现任官员也大肆拍卖。孙修福便花了一万三千两银子，买了个均州知州的顶戴。
均州这个地方并不富庶，和本省的武昌、荆州等地完全没法比，但孙修福管不了那么许多，他是个商人，花出去的钱必须连本带利全捞回来才行。为此，他三管齐下，使用三套办法疯狂地捞钱。
第一种手段便是利用收取税赋的机会压榨百姓。按照清朝的法律：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也就是说清朝的田赋是固定的数字，永远也不会变化；到了雍正年间，又实行“火耗充公”，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清朝的各级官吏无法通过提高田赋的数目来捞钱了，看起来应该是蛮不错的一项制度，老百姓的利益好像不会再受到贪官污吏的侵害了。
然而，只要清王朝的封建**制度依然存在，那就根本无法消除各级官吏的**行为。大小贪官们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自有新的办法来盘剥百姓。
比如，当时很多百姓都是用粮食等实物来缴纳税赋的，这样官员们就有了发财的机会：你交的粮食我们必须把它运到上级的官仓里才行吧？可怎么运呢，总不能让老爷我自己去背粮食吧？我当然应该雇人雇车来运输才对，那么这笔运输费由谁来出呢？当然是你，所以请你多交一部分粮食，以此充当运输费。这个便叫做“浮收”。
还有的百姓在交赋税时因为没有银子，交的是铜钱，清王朝那个“永不加赋”的固定数目字是用银子来度量的，而银子与铜钱之间的比价又是经常波动的，这样一来，官员们就又有了发财的良机。当百姓们拿着铜钱去交税时，在官员那里银子与铜钱的兑换率就永远都会比市场价高出许多，具体高多少就全看官员们的胃口了。这个被称为“勒折”。
“浮收勒折”便是清代地方官吏们用来盘剥百姓、贪污中饱的常用套路。
对于孙修福这样的官员来说，常用的浮收勒折等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了，因而除此之外，他还有两套别的手法。他的第二种手法便是打官司。古代的中国百姓向来对去官府打官司敬而远之，轻易不会去衙门诉讼的。孙修福便有了新的发明创造，他雇佣了一帮地痞流氓，到处惹事生非，主动挑起事端，然后到州衙门里告状。无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说某某人欠他的钱，求老爷做主。在中国古代，是没有刑法民法之分的，像债务纠纷这种民事诉讼，官府也可以抓人；而在当时，又没有羁押时限的规定，官府把一个犯人想关多久就关多久。这样，当流氓无赖们状告某人欠钱时，孙修福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将被告抓起来，关进牢狱，直到被告家里拿钱来疏通，他才会放人。如此一来，这些地痞无赖就在孙修福的庇护下，在均州城里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到处敲诈勒索。均州城里的一些无权无势的小商贩、小业主都倒了大霉，他们几乎没有不被流氓们敲诈过的，人人叫苦连天，但又无处伸冤。因此，大家都对这个孙猴子恨之入骨。
孙修福的第三套手段便是和州里的一些豪强劣绅联手，巧立名目，勒索百姓。王益之就是他的亲密合作伙伴之一，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商量出各种的鬼名堂，像什么修烈女祠啊，什么修关帝庙啊，什么祈雨祭河神啊，这些名堂都要百姓捐钱。王益之派出家丁挨家挨户地去敛钱，谁敢不交就拳脚相加，甚至明抢明夺，孙修福则在背后给王益之撑腰，要是有人敢到州衙来告王家，一律都是诬告良民，孙大人将大刑伺候。而事后，王益之自然会拿出一笔丰厚的酬劳送给孙修福。
虽然这样三管齐下，但孙修福还是嫌钱来得慢，每天都琢磨着怎么能更快更多地捞钱。现在，这份查禁白莲教的上谕来的可真是时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孙修福高兴坏了，他赶紧把州府的同知（相当于副州长），以及各位推官、典吏，三班六房的管事衙役，还有衙门里的师爷、书办都找来，大家聚在一起开会。
孙修福一本正经地说道：“皇上的圣谕已经下来了，要严厉查禁白莲教匪，此事不可轻忽，一定要把本州的教匪缉拿干净，咱们……”他的话还没说完，忽然有人进来报告：“十里坪镇的举人王老爷有急事求见。”
孙修福一怔，心想：“他来干什么？”又一想：“肯定和白莲教有关，这家伙恨透了白莲教了。”于是，他便说道：“快请。”
王益之带着儿子王延恩、王延泽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一拱手：“孙大人，列位大人，在下打扰了。诸位大人是不是在这里商议奉旨查办白莲教的事？要是这样的话，就不用在这里多费唇舌了。白莲教的那些大头目都是谁、在哪里我全都知道，孙大人你快派人和我一起去，我带着你们去抓他们。”
孙修福说：“王兄不必着急嘛，先坐下，慢慢说，来人，看茶。”
王益之说：“孙大人不必多礼，咱们还是快些出马去拿人要紧，万一那些教匪们听到风声逃之夭夭可就不妙了。孙大人你听我讲，混元教的大头目宋一真现在就在城西三十里的孟家楼村里，另一个大头目马清峰则在孟家楼旁边的小李庄；还有那个自然教的教首龙汉青，他现在仍在我们镇外麻姑山的灵爪观里。要快呀，趁此良机，快点把他们一网打尽。”孙修福却连说：“不忙，待本官先升堂再说。”王益之急切地连声催促，州衙的议事厅里登时变得闹哄哄的。
在这一片喧闹声中，没有人注意到坐在角落里的谭师爷悄悄地站起了身，对身边一个典吏说：“我去解手。”然后，便离开了议事厅。只见他离开了议事厅，悄悄地穿过两道门，回头看看见四处无人，便一闪身，走向了州衙的侧门，从那里他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向着对面一个修鞋的摊子走了过去。
他走到那个摊子面前，只见有一老一少两个修鞋匠正在那里忙活着。谭师爷对那老修鞋匠说道：“我要你修的鞋补好了吗？”
那老修鞋匠一见是谭师爷，忙说道：“补好了，补好了，您看看，跟新的一样。”说着，把一只布鞋递了过来。
谭师爷拿过鞋，一边掏钱一边四处看了看，俯下身低声对那老修鞋匠说了几句。老修鞋匠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接过谭师爷给的几个铜钱，然后满脸堆笑地说道：“大爷您走了？有事尽管吩咐。”
谭师爷拿着鞋走了，那老修鞋匠却对小修鞋匠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收拾起修鞋摊子，急匆匆地向着州城的大门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