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四章
把家务权移交了以后，校长就忙他的公务去了。他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克已奉公的人，每天早上七点过就出门，晚上很晚才回家，虽然有时候中午也回来，但匆匆忙忙吃完饭，再在沙发上打个盹就又出去了。他经常在晚上接待一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突然来访的上级、有约在先的某些社会团体的领导、同事和下属、不期而至的学生家长和学生。他在客厅里用上好的花茶和“阿里山瓜子”招待他们，和他们恳谈。他谈话的主题永远是关于教育以及与教育有关的问题。偶尔，他也会将个别或几个看似很有身份的客人请到客厅右侧或二楼的会客室里密谈，那种时候，门总是关得紧紧的。一次，魏珍珍在打扫清洁时发现那是两间布置得十分讲究的小会客室。
除了在客厅里进行那些活动和在与病人相处时珍珍很少见他说话。他那张胖胖的、很少表情的脸给人的感觉好象是随时都在思考问题。在家务事方面，即便是遇上象几百或上千元这样的大笔开支非得要珍珍向他请示要他来作决断时，他也只是皱着眉头，简短地说句：“好吧，我同意，就那样办吧。”或者：“这种事情无须问我，你看着办吧。”再或者：“不行，等等再说。”从这些表现中珍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个城府很深和很难接近的人。“不过，我还是得要想方设法接近他。”她想。
于是，她刻意去做一些能取得他信任和博得他欢心的事情：以母亲照顾自己子女般的细心和耐心去照顾病人，为她喂药、喂饭、喂汤，为她洗衣、冼脸、洗脚、洗澡、挠痒、端屎倒尿、等等；尽量做好家务，将家具、地毯、墙壁甚至天窗都清扫得纤尘不染，院子里见不到一点残枝落叶，使花园昼夜飘香，盆景日日常青；以管家般的精明管理家务，计划开支，将每一笔支出都记入账簿，主动定期地向他报账；殷勤周到地接待来访客人：她从不过问与她工作无关的事，行为小心谨慎，行动尽量快，说话力求轻；为了给他改善生活，她还特意买来菜谱，站在灶边对着谱子一丝不苟地操作，不仅掌握了日常饭菜的制作，而且还学会了一些好菜的烹饪。于是，校长那单调乏味的餐桌上就增添了一些诸如海参炒鱿鱼、河鳖焖白果、山笋烧蘑菇的好菜。
然而，对于她的这些煞费苦心的举动，校长却好象视而不见，他理所当然地穿着她为他洗净熨平的衣服，默默地听着她一笔一笔地、认真地报账，漫不经心地看着她殷勤周到地伺候自己的妻子和客人，一声不吭地吃着她精心为他烹制的饭菜，却没给她任何一点她所渴望得到的赞赏或满意的表示，只是在第一次领取报酬时，他告诉她今后每月将给她增加二十元钱。
对校长给予的奖赏她虽然表面上表示感谢，但背地里却躲进后院栅栏边的藤蔓丛里骂道：“这秃头当真把我当成他的用人了！谁稀罕他的臭钱！老娘这个月算是白干了！”
“不过，”骂毕，她又搔着头皮想，“既然在给我加薪，就说明他对我做的事还算满意。”可是，随之她又摇头想：“不，不，不，对于我来说，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我需要的是他对我这个人满意，从而能伸出手来帮我一把。可是，要怎样才能够使他做到这一点呢？”为此，她又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半晌，她终于想通了，并告诫自己：
不要烦躁，不要心急，要有耐心；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只要一如既往，坚持下去，相信会得到我所要的。
于是，她继续上述做法，在关心校长物质生活的同时还关心起了他的心理和精神生活来。看见他为妻子的病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她就去劝慰：先生，您别这样，当心怄坏了身体。或者：光急是没用的，治病得花时间和有个过程，相信老天有眼，念在你们夫妻恩爱、感情至深的份上，会让她康复的。看见他白天工作繁忙，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地熬夜写学校的工作计划和给人大的提案，她就去提醒：先生，时候不早了，要注意休息；工作干不完，人的精力却是有限的；熬夜最伤身体，一宿少睡，十夜难补，一切都不应在急上，凡事要从长计议。这些仅是我们所列举的有关这方面的事例之一二。总之是校长最缺乏什么她就给予什么，疏忽了什么她就提醒什么，最希望得到什么她就送去什么。
对于病人，她更是关心到家，体贴入微，不仅分毫不差、保质保量地将校长托付给她的那些事情都做了，而且还常常坐在她床旁，俯身凑在她耳边轻声安慰：您别悲观，别难过，生病只是暂时的，相信过了这一阵，您定会好起来的。您还会象往常那样进入学校，登上讲台，为您的学生们上课；您也会象健康人那样身手矫健，步履轻捷，行走如飞；您还会同先生一起去外面散步，去城里购物。请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您一定能！不仅如此，她还常常用热毛巾为她的双下肢做热敷，用手在她的双腿上轻轻地按摩，以使她那因瘫痪而缺少血液供应的冰凉的下肢改善循环，变得暖和。
这些做法不仅使校长那忧伤的心灵得到了一些慰藉，而且也使病人感受到了人间的一些温暖。渐渐，校长不再是那样生硬冷漠地对她了，而是变得比较随和，有了几分热情和好感。有时候，他会在谈家务问题时对她说几句题外的话；有时候，他会赐给她几丝微笑；个别时候，他还会就生活方面的问题与她聊几句天。病人对她也颇为满意，有几次，她拉着她的手说：“你心地真好，真勤快，真细心，真体贴人！有劳你了！我相信在你的服侍下我会很快康复的。”
一次，珍珍从病人的房间门口过时正好听见她在对她的丈夫说：“这个女人真管用，你算是雇对了。”
她明白这句话的分量——这不仅是对她所作的工作的最大的肯定和奖赏，而且也是对她这个人的全面的承认。为此，她欣慰极了，一边仔细品味着这句话的含义一边思量着何时将心中的那个问题提出来。
通过她的继续努力，主仆间的关系愈来愈融洽，现在甚至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有时候，校长晚间在客厅里看电视，她去送茶时，他会指着一侧墙壁下的座位对她说：“歇歇吧，坐下看会儿电视。看你一天忙的，把你辛苦了。”
这真是求之不得的机会，珍珍何尝不想坐下来，趁着这良好的气氛，将那个虽然早就想说但却又没有机会说的问题说出来，可她却没有坐，而是以“还有事要做”为由退下了。因为她觉得这是个既重大又微妙的问题，弄不好事情办不成不说还可能会引起主人的疑心，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敢轻易提出来的，她要等待更佳的时机。
她继续等待着。一天，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那是她到校长家两个月后的一天，主仆关系稳定向前发展，日日向好。那天下午，校长老早就回来了——这对于他来说是很少见的。他坐在客厅里，不仅跷着二郎腿，而且嘴里还哼着小调，看来情绪良好，心情颇佳。
珍珍将茶送上去说：“先生今天怎么这样高兴，莫不是遇上什么好事了吧？”
一见用人，校长就改变了那种喜形于色的样子，停止哼调，放下腿，端正地坐着，一副稳重的样子说：“不是我‘遇上了什么好事’，而是我做了两件好事，而且是大好事！”
“是吗？请讲来听听，让我也分享分享。我最喜欢听人讲‘做好事’。”
这个要求提得令校长称心极了，因为他不仅爱做好事，而且更爱向人讲他做好事；往常，他每做一件好事都要向人说道，四处宣扬，今天却还没向任何人说过呢。于是，他说：“你坐下吧，听我道来。”
珍珍退到客厅一侧的座位处坐下了。
校长开始讲起了他做的第一件好事，他说他将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病”的老太婆送回了家里。他说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当时他正在街上走，突然看见一大堆人围着一个老太婆看热闹；他走过去一问，才得知她迷了路并患有那病；于是，就将她带到城区派出所查明了她的住址并亲自将她送了回去。
“这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吗？”珍珍听了想，“这社会上几乎人人都做过这样的事——送迷路者回家，‘雷锋’更是早就做过了，而且做得比这还好得多。”虽然她觉得有些寡味，但还是以一副认真的样子听着。
校长又说起了第二件事来，他说他还帮一位优秀但却很贫困的农村学生代交了学费。那是位高中三年级学生，家住本县农村，虽然品学兼优，但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突然要辍学。“我怎么能忍心看他这样呢？”说到这儿，校长表情沉重，看样子是难过极了。他停了停，又才声音低沉地说：“要知道，那可是名相当优秀的学生、全校乃至全县的尖子呀！他家里条件差，周一早上穿着草鞋、步行几十里路来县城上学，周末下午又照样步行回去；平常用盐巴当菜下饭，而饭呢却是玉米面蒸红薯；冬天没有多的穿的，就一身单衣冷得发抖地抱着书本……尽管这样，他学习却是十分的刻苦和认真，门门功课第一，期期考试名列前一位。精神可佳呀！这样的学生怎能不令人喜爱和同情呢！他简直就是块学习的料子，读‘清华’或‘北大’的材料！老师心父母心呀！我的心又尤其是这样！”说到这儿，校长流出了动情的泪水。他继续说：“所以，我绝不能坐视不管。如果任他辍学，就是我的失职，也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因为将来他或许会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或是学者、或是某行某业的尖子。”之后，校长便说了他的义举。他还说：
“不仅如此，我还将资助他下学期的学费，直到他完成高中学业，高考过后为止。”
这件事简直使珍珍感动了，由于它的烘托，也使得第一件事增色了不少。虽然她早就听说过校长这人乐于助人，时常扶助贫困，情操高尚，但却未曾看见过一桩事例。今天听他这样生动而翔实地说，就好比是她亲眼看见了他在街头扶老携弱、在学校救助特困之生一样。使她尤为感动的是他救助的是位农村学生，他不因为他是乡下人就歧视他，漠视他，反而还给予了他更深切的同情和更大、更有力的帮助，这种行为是多么的少见和高尚呀！由此，他的形象在她的眼目中第一次变得高大了起来。她怀着一分崇敬的心情说：
“先生，您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校长用手绢拭着眼角的泪水，谦虚地说：“这算什么，就区区两件小事而已。”
往往他在向人骄傲地标榜了他的政绩和所做的好事情以后又会回复到一种谦虚的姿态，这是他一贯的作法。
“你救人于危难之时，不仅为学生本人、而且还为国家的教育事业着想，能说是‘区区’么？你一天就做了两件大好事情，能说是少了么？”
“嘿嘿，嘿嘿。”一听见好听的话，校长就比自己做了件好事还显得高兴，尽管眼泪还未拭尽就笑了出来说，“照你这样说来是不少，也不小，可你知不知道我做的比这还大得多和多得多呢。”
“我想也是这样，就拿帮助学生这件事来说吧，那样大桩好事你也认为是‘区区小事’。”
“作为一名教育者，帮助学生是本人的责任和义务，不值一提。”
这是句真话么？珍珍想，好象不是，但听似又是，因为校长说得是那样的诚恳、真切和和振振有辞，确实象是发自他的肺腑。在一个具有如此崇高精神境界的人的面前，珍珍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渺小无比了，而她要做的事情和要向他提的问题与他热中于做的事情和关心的问题比起来也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轻于鸿毛。一时间，她开始犹豫了，不知道还要不要将那个问题提出来。
校长将手绢从眼角边拿开，欠了欠身子，看样子是打算要走了。
通过短暂的考虑，珍珍觉得还是不能放弃这次机会。因为它实在是难得呀，如果放弃了，不知道校长要多久又才会有这样的好心情，又才会象这样坐下来与她平易地说话；再说，他“乐于做好事”与“人格高尚”与自己要做的事两者之间又有什么矛盾和抵触呢？自己费尽心机地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要实现那个计划吗？她觉得不能就这样算了。于是，趁着他还没离开座位之前她说：
“可人们会记得您的，那位学生更会记得您的。”
这话听来十分赏心悦耳，可以说，它是所有做好事的人都爱听的，校长自然也爱。他高兴极了，重又坐下说：“是啊，他们会记得我的，那位学生会记得我的。不过，我不怎么在乎这个。”
“怎么能不在乎呢？先生您之所以爱做好事，不就是图能落得个好名声吗？况且，一个好的名声对您来说不也是很重要的吗？”
“这倒也是。”
说到这儿，珍珍便开始将话往正题上引，说：“先生扶贫济弱，其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啊！”
“当真可贵吗？”校长说。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抛砖引玉。
“当然。要知道，现在有些人眼光势利，迎强拒弱，专门践踏弱者，而您却不是这样，还热心去帮助一位贫困的农村学生，不因他出生卑微就视而不顾，撒手不管，反而还鼎力相助，慷慨解囊……”
“嘿嘿，嘿嘿。”校长自得地笑道。
“您有一颗怜悯之心，怜弱之心和慈爱之心啊！”
“嘻嘻！嘻嘻！”校长自满地笑道。
“要是天下的人、又尤其是像您这样的人都有这样一颗心就好了，所有的危难者都会得到救助。”
“是啊，人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颗心。”
“现在身处困境的人可不少呀，尤其是在农村，他们急切地盼望着有人去救助，而像您这样的人却又不多。”
“像我这样的人当然不多，如多了，我做的事还有意义吗？”校长说。随即他又问：“农村怎么了？”
珍珍趁势说了农村的现状以及农民所遭受到的不公和歧视。
校长听了心情沉重，表情严峻，似乎是在为这类事感到心愤和不平。他的眼角又湿润了，又掏出了手绢。
时机到了！珍珍密切地注视着校长的表情，她要在他最最动情和最最心软的时候将那个问题提出来，而此时恰恰是时候。于是她说：“先生，他们都等待着救助呀！如果请您再去救助他们中的一位，您会乐意吗？”
校长义不容辞地说：“乐意，当然乐意。”他又将手绢从眼角处拿开了。
珍珍似信非信地望着校长，还以为这只是他的一句嘴边话，可没想到他却态度诚恳，极其认真地说：“你所说的人是谁？是男的还是女的？住哪儿？具体是什么情况？需要什么帮助？”
话都递到嘴边上来了，还等什么呢？于是，珍珍便一鼓作气地将情况讲了，只不过隐去了自己的姓名和有关的一些背景情况，她想等他答应了后择时再说。说完，她认为事情到此已成功了多半，一心只等着他说“行”，“好的”，或“没问题”。
没想到校长却突然脸色大变，失声叫出：“天啊，难道是我的耳朵有问题，听错了么？你请我做的是件什么事啊？这简直是给人出难题嘛，并且还是一道极大极大的难题！你怎么能要我去做一件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事呢？”
珍珍一听就懵了，她没想到答复竟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校长还满口答应。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只好不开腔愣愣地坐着。校长随即站起来说：“不说了！你怎么向我提这样的问题？我答应不了你，即使想答应也答应不了！”
话毕，他就将衣袖一拂，起身上楼去了。
留下珍珍一人在客厅里。她顿时觉得心灰意冷，先前的希望也变成了失望。她曾想到过这件事情会很难，所以才想凭借像校长这种既有权势又有影响的人物助她一臂之力，可却没想到会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她刚一提起他就矢口拒绝。下一步该如何办，她一时没了主意。
以后的几天，她都处于一种因受了挫折而产生的低落情绪中，面色阴沉，寡言少语，一个劲儿地做着家务事，好象要将不佳的心情发泄到做事情上面。而校长却象没事似的，仍然照常地工作着和生活着，只是不再象那天那样对她说那样多话了，看起来象是就那个问题对她产生了戒备。
然而，灰心之际，她却并不死心，还想将那个问题向他提出来。因为她觉得如果能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最好，这是一种正当且相对省事的方法；她还认为校长是在故意推委，他只要是诚心想帮她是能够帮成的；她还认为这是一桩大事，要想办成当然得费一番周折，虽然他一时没有答应，但并不等于说就永远不会答应，要是他哪天心血复来，善心重发，又表示愿意相助了呢。基于这些想法，于是，一天下午，当她看见他又早早地就回来了的时候，便凑上前去说：“先生……”
校长是回来拿一份材料的。当时他们正在楼上。他好象察觉到了她的动机似的还没等她将话说出口就说：“我知道你又要说什么。不要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户政情况……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你要我多去救助几名贫困的农村学生可以，你要我去赡养几位孤寡老人也行，说夸张点，甚至你要我去摘天上的星星、捞海里的月亮也可以，可是你要我将一个农村女人在毫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弄进城我实在是办不到，除非去求天王老子！”
话一说完，校长就去书房里拿了份卷宗出来匆匆下楼出门去了。
他说的是真话，绝非推委之言，珍珍这次可听出来了；它宣告了她的方法的失败，同时也向她警示了前面的路困难重重，荆棘丛生。从此，她便不再指望会有什么省事的方法和便捷的途径，开始寻求别的方法。
在寻求这种方法的过程中，她的心情非常沉重，思想十分痛苦，因为她将不再是以往的那个她了，将以另外的一种面目出现，她所要付诸的行动既不符合她的初衷又将与道德规范相违背。她常常躲进后院栅栏下的藤蔓丛中——那是她想问题时的好去处——去思考、去掂量。一想起自己将要做的事就不禁感到一阵阵的脸红和害臊。
“可是，总不至于就这样算了，”她对自己说，“我必须为我所遭受的歧视、蒙受的羞辱和遭受的践踏雪耻。
“我是个女人，文化不高，本事不大，手段不多，只有采取女人的办法。”
这样想来，她便觉得要好受些了。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
除了在客厅里进行那些活动和在与病人相处时珍珍很少见他说话。他那张胖胖的、很少表情的脸给人的感觉好象是随时都在思考问题。在家务事方面，即便是遇上象几百或上千元这样的大笔开支非得要珍珍向他请示要他来作决断时，他也只是皱着眉头，简短地说句：“好吧，我同意，就那样办吧。”或者：“这种事情无须问我，你看着办吧。”再或者：“不行，等等再说。”从这些表现中珍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个城府很深和很难接近的人。“不过，我还是得要想方设法接近他。”她想。
于是，她刻意去做一些能取得他信任和博得他欢心的事情：以母亲照顾自己子女般的细心和耐心去照顾病人，为她喂药、喂饭、喂汤，为她洗衣、冼脸、洗脚、洗澡、挠痒、端屎倒尿、等等；尽量做好家务，将家具、地毯、墙壁甚至天窗都清扫得纤尘不染，院子里见不到一点残枝落叶，使花园昼夜飘香，盆景日日常青；以管家般的精明管理家务，计划开支，将每一笔支出都记入账簿，主动定期地向他报账；殷勤周到地接待来访客人：她从不过问与她工作无关的事，行为小心谨慎，行动尽量快，说话力求轻；为了给他改善生活，她还特意买来菜谱，站在灶边对着谱子一丝不苟地操作，不仅掌握了日常饭菜的制作，而且还学会了一些好菜的烹饪。于是，校长那单调乏味的餐桌上就增添了一些诸如海参炒鱿鱼、河鳖焖白果、山笋烧蘑菇的好菜。
然而，对于她的这些煞费苦心的举动，校长却好象视而不见，他理所当然地穿着她为他洗净熨平的衣服，默默地听着她一笔一笔地、认真地报账，漫不经心地看着她殷勤周到地伺候自己的妻子和客人，一声不吭地吃着她精心为他烹制的饭菜，却没给她任何一点她所渴望得到的赞赏或满意的表示，只是在第一次领取报酬时，他告诉她今后每月将给她增加二十元钱。
对校长给予的奖赏她虽然表面上表示感谢，但背地里却躲进后院栅栏边的藤蔓丛里骂道：“这秃头当真把我当成他的用人了！谁稀罕他的臭钱！老娘这个月算是白干了！”
“不过，”骂毕，她又搔着头皮想，“既然在给我加薪，就说明他对我做的事还算满意。”可是，随之她又摇头想：“不，不，不，对于我来说，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我需要的是他对我这个人满意，从而能伸出手来帮我一把。可是，要怎样才能够使他做到这一点呢？”为此，她又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半晌，她终于想通了，并告诫自己：
不要烦躁，不要心急，要有耐心；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只要一如既往，坚持下去，相信会得到我所要的。
于是，她继续上述做法，在关心校长物质生活的同时还关心起了他的心理和精神生活来。看见他为妻子的病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她就去劝慰：先生，您别这样，当心怄坏了身体。或者：光急是没用的，治病得花时间和有个过程，相信老天有眼，念在你们夫妻恩爱、感情至深的份上，会让她康复的。看见他白天工作繁忙，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地熬夜写学校的工作计划和给人大的提案，她就去提醒：先生，时候不早了，要注意休息；工作干不完，人的精力却是有限的；熬夜最伤身体，一宿少睡，十夜难补，一切都不应在急上，凡事要从长计议。这些仅是我们所列举的有关这方面的事例之一二。总之是校长最缺乏什么她就给予什么，疏忽了什么她就提醒什么，最希望得到什么她就送去什么。
对于病人，她更是关心到家，体贴入微，不仅分毫不差、保质保量地将校长托付给她的那些事情都做了，而且还常常坐在她床旁，俯身凑在她耳边轻声安慰：您别悲观，别难过，生病只是暂时的，相信过了这一阵，您定会好起来的。您还会象往常那样进入学校，登上讲台，为您的学生们上课；您也会象健康人那样身手矫健，步履轻捷，行走如飞；您还会同先生一起去外面散步，去城里购物。请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您一定能！不仅如此，她还常常用热毛巾为她的双下肢做热敷，用手在她的双腿上轻轻地按摩，以使她那因瘫痪而缺少血液供应的冰凉的下肢改善循环，变得暖和。
这些做法不仅使校长那忧伤的心灵得到了一些慰藉，而且也使病人感受到了人间的一些温暖。渐渐，校长不再是那样生硬冷漠地对她了，而是变得比较随和，有了几分热情和好感。有时候，他会在谈家务问题时对她说几句题外的话；有时候，他会赐给她几丝微笑；个别时候，他还会就生活方面的问题与她聊几句天。病人对她也颇为满意，有几次，她拉着她的手说：“你心地真好，真勤快，真细心，真体贴人！有劳你了！我相信在你的服侍下我会很快康复的。”
一次，珍珍从病人的房间门口过时正好听见她在对她的丈夫说：“这个女人真管用，你算是雇对了。”
她明白这句话的分量——这不仅是对她所作的工作的最大的肯定和奖赏，而且也是对她这个人的全面的承认。为此，她欣慰极了，一边仔细品味着这句话的含义一边思量着何时将心中的那个问题提出来。
通过她的继续努力，主仆间的关系愈来愈融洽，现在甚至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有时候，校长晚间在客厅里看电视，她去送茶时，他会指着一侧墙壁下的座位对她说：“歇歇吧，坐下看会儿电视。看你一天忙的，把你辛苦了。”
这真是求之不得的机会，珍珍何尝不想坐下来，趁着这良好的气氛，将那个虽然早就想说但却又没有机会说的问题说出来，可她却没有坐，而是以“还有事要做”为由退下了。因为她觉得这是个既重大又微妙的问题，弄不好事情办不成不说还可能会引起主人的疑心，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敢轻易提出来的，她要等待更佳的时机。
她继续等待着。一天，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那是她到校长家两个月后的一天，主仆关系稳定向前发展，日日向好。那天下午，校长老早就回来了——这对于他来说是很少见的。他坐在客厅里，不仅跷着二郎腿，而且嘴里还哼着小调，看来情绪良好，心情颇佳。
珍珍将茶送上去说：“先生今天怎么这样高兴，莫不是遇上什么好事了吧？”
一见用人，校长就改变了那种喜形于色的样子，停止哼调，放下腿，端正地坐着，一副稳重的样子说：“不是我‘遇上了什么好事’，而是我做了两件好事，而且是大好事！”
“是吗？请讲来听听，让我也分享分享。我最喜欢听人讲‘做好事’。”
这个要求提得令校长称心极了，因为他不仅爱做好事，而且更爱向人讲他做好事；往常，他每做一件好事都要向人说道，四处宣扬，今天却还没向任何人说过呢。于是，他说：“你坐下吧，听我道来。”
珍珍退到客厅一侧的座位处坐下了。
校长开始讲起了他做的第一件好事，他说他将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病”的老太婆送回了家里。他说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当时他正在街上走，突然看见一大堆人围着一个老太婆看热闹；他走过去一问，才得知她迷了路并患有那病；于是，就将她带到城区派出所查明了她的住址并亲自将她送了回去。
“这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吗？”珍珍听了想，“这社会上几乎人人都做过这样的事——送迷路者回家，‘雷锋’更是早就做过了，而且做得比这还好得多。”虽然她觉得有些寡味，但还是以一副认真的样子听着。
校长又说起了第二件事来，他说他还帮一位优秀但却很贫困的农村学生代交了学费。那是位高中三年级学生，家住本县农村，虽然品学兼优，但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突然要辍学。“我怎么能忍心看他这样呢？”说到这儿，校长表情沉重，看样子是难过极了。他停了停，又才声音低沉地说：“要知道，那可是名相当优秀的学生、全校乃至全县的尖子呀！他家里条件差，周一早上穿着草鞋、步行几十里路来县城上学，周末下午又照样步行回去；平常用盐巴当菜下饭，而饭呢却是玉米面蒸红薯；冬天没有多的穿的，就一身单衣冷得发抖地抱着书本……尽管这样，他学习却是十分的刻苦和认真，门门功课第一，期期考试名列前一位。精神可佳呀！这样的学生怎能不令人喜爱和同情呢！他简直就是块学习的料子，读‘清华’或‘北大’的材料！老师心父母心呀！我的心又尤其是这样！”说到这儿，校长流出了动情的泪水。他继续说：“所以，我绝不能坐视不管。如果任他辍学，就是我的失职，也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因为将来他或许会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或是学者、或是某行某业的尖子。”之后，校长便说了他的义举。他还说：
“不仅如此，我还将资助他下学期的学费，直到他完成高中学业，高考过后为止。”
这件事简直使珍珍感动了，由于它的烘托，也使得第一件事增色了不少。虽然她早就听说过校长这人乐于助人，时常扶助贫困，情操高尚，但却未曾看见过一桩事例。今天听他这样生动而翔实地说，就好比是她亲眼看见了他在街头扶老携弱、在学校救助特困之生一样。使她尤为感动的是他救助的是位农村学生，他不因为他是乡下人就歧视他，漠视他，反而还给予了他更深切的同情和更大、更有力的帮助，这种行为是多么的少见和高尚呀！由此，他的形象在她的眼目中第一次变得高大了起来。她怀着一分崇敬的心情说：
“先生，您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校长用手绢拭着眼角的泪水，谦虚地说：“这算什么，就区区两件小事而已。”
往往他在向人骄傲地标榜了他的政绩和所做的好事情以后又会回复到一种谦虚的姿态，这是他一贯的作法。
“你救人于危难之时，不仅为学生本人、而且还为国家的教育事业着想，能说是‘区区’么？你一天就做了两件大好事情，能说是少了么？”
“嘿嘿，嘿嘿。”一听见好听的话，校长就比自己做了件好事还显得高兴，尽管眼泪还未拭尽就笑了出来说，“照你这样说来是不少，也不小，可你知不知道我做的比这还大得多和多得多呢。”
“我想也是这样，就拿帮助学生这件事来说吧，那样大桩好事你也认为是‘区区小事’。”
“作为一名教育者，帮助学生是本人的责任和义务，不值一提。”
这是句真话么？珍珍想，好象不是，但听似又是，因为校长说得是那样的诚恳、真切和和振振有辞，确实象是发自他的肺腑。在一个具有如此崇高精神境界的人的面前，珍珍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渺小无比了，而她要做的事情和要向他提的问题与他热中于做的事情和关心的问题比起来也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轻于鸿毛。一时间，她开始犹豫了，不知道还要不要将那个问题提出来。
校长将手绢从眼角边拿开，欠了欠身子，看样子是打算要走了。
通过短暂的考虑，珍珍觉得还是不能放弃这次机会。因为它实在是难得呀，如果放弃了，不知道校长要多久又才会有这样的好心情，又才会象这样坐下来与她平易地说话；再说，他“乐于做好事”与“人格高尚”与自己要做的事两者之间又有什么矛盾和抵触呢？自己费尽心机地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要实现那个计划吗？她觉得不能就这样算了。于是，趁着他还没离开座位之前她说：
“可人们会记得您的，那位学生更会记得您的。”
这话听来十分赏心悦耳，可以说，它是所有做好事的人都爱听的，校长自然也爱。他高兴极了，重又坐下说：“是啊，他们会记得我的，那位学生会记得我的。不过，我不怎么在乎这个。”
“怎么能不在乎呢？先生您之所以爱做好事，不就是图能落得个好名声吗？况且，一个好的名声对您来说不也是很重要的吗？”
“这倒也是。”
说到这儿，珍珍便开始将话往正题上引，说：“先生扶贫济弱，其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啊！”
“当真可贵吗？”校长说。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抛砖引玉。
“当然。要知道，现在有些人眼光势利，迎强拒弱，专门践踏弱者，而您却不是这样，还热心去帮助一位贫困的农村学生，不因他出生卑微就视而不顾，撒手不管，反而还鼎力相助，慷慨解囊……”
“嘿嘿，嘿嘿。”校长自得地笑道。
“您有一颗怜悯之心，怜弱之心和慈爱之心啊！”
“嘻嘻！嘻嘻！”校长自满地笑道。
“要是天下的人、又尤其是像您这样的人都有这样一颗心就好了，所有的危难者都会得到救助。”
“是啊，人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颗心。”
“现在身处困境的人可不少呀，尤其是在农村，他们急切地盼望着有人去救助，而像您这样的人却又不多。”
“像我这样的人当然不多，如多了，我做的事还有意义吗？”校长说。随即他又问：“农村怎么了？”
珍珍趁势说了农村的现状以及农民所遭受到的不公和歧视。
校长听了心情沉重，表情严峻，似乎是在为这类事感到心愤和不平。他的眼角又湿润了，又掏出了手绢。
时机到了！珍珍密切地注视着校长的表情，她要在他最最动情和最最心软的时候将那个问题提出来，而此时恰恰是时候。于是她说：“先生，他们都等待着救助呀！如果请您再去救助他们中的一位，您会乐意吗？”
校长义不容辞地说：“乐意，当然乐意。”他又将手绢从眼角处拿开了。
珍珍似信非信地望着校长，还以为这只是他的一句嘴边话，可没想到他却态度诚恳，极其认真地说：“你所说的人是谁？是男的还是女的？住哪儿？具体是什么情况？需要什么帮助？”
话都递到嘴边上来了，还等什么呢？于是，珍珍便一鼓作气地将情况讲了，只不过隐去了自己的姓名和有关的一些背景情况，她想等他答应了后择时再说。说完，她认为事情到此已成功了多半，一心只等着他说“行”，“好的”，或“没问题”。
没想到校长却突然脸色大变，失声叫出：“天啊，难道是我的耳朵有问题，听错了么？你请我做的是件什么事啊？这简直是给人出难题嘛，并且还是一道极大极大的难题！你怎么能要我去做一件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事呢？”
珍珍一听就懵了，她没想到答复竟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校长还满口答应。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只好不开腔愣愣地坐着。校长随即站起来说：“不说了！你怎么向我提这样的问题？我答应不了你，即使想答应也答应不了！”
话毕，他就将衣袖一拂，起身上楼去了。
留下珍珍一人在客厅里。她顿时觉得心灰意冷，先前的希望也变成了失望。她曾想到过这件事情会很难，所以才想凭借像校长这种既有权势又有影响的人物助她一臂之力，可却没想到会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她刚一提起他就矢口拒绝。下一步该如何办，她一时没了主意。
以后的几天，她都处于一种因受了挫折而产生的低落情绪中，面色阴沉，寡言少语，一个劲儿地做着家务事，好象要将不佳的心情发泄到做事情上面。而校长却象没事似的，仍然照常地工作着和生活着，只是不再象那天那样对她说那样多话了，看起来象是就那个问题对她产生了戒备。
然而，灰心之际，她却并不死心，还想将那个问题向他提出来。因为她觉得如果能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最好，这是一种正当且相对省事的方法；她还认为校长是在故意推委，他只要是诚心想帮她是能够帮成的；她还认为这是一桩大事，要想办成当然得费一番周折，虽然他一时没有答应，但并不等于说就永远不会答应，要是他哪天心血复来，善心重发，又表示愿意相助了呢。基于这些想法，于是，一天下午，当她看见他又早早地就回来了的时候，便凑上前去说：“先生……”
校长是回来拿一份材料的。当时他们正在楼上。他好象察觉到了她的动机似的还没等她将话说出口就说：“我知道你又要说什么。不要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户政情况……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你要我多去救助几名贫困的农村学生可以，你要我去赡养几位孤寡老人也行，说夸张点，甚至你要我去摘天上的星星、捞海里的月亮也可以，可是你要我将一个农村女人在毫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弄进城我实在是办不到，除非去求天王老子！”
话一说完，校长就去书房里拿了份卷宗出来匆匆下楼出门去了。
他说的是真话，绝非推委之言，珍珍这次可听出来了；它宣告了她的方法的失败，同时也向她警示了前面的路困难重重，荆棘丛生。从此，她便不再指望会有什么省事的方法和便捷的途径，开始寻求别的方法。
在寻求这种方法的过程中，她的心情非常沉重，思想十分痛苦，因为她将不再是以往的那个她了，将以另外的一种面目出现，她所要付诸的行动既不符合她的初衷又将与道德规范相违背。她常常躲进后院栅栏下的藤蔓丛中——那是她想问题时的好去处——去思考、去掂量。一想起自己将要做的事就不禁感到一阵阵的脸红和害臊。
“可是，总不至于就这样算了，”她对自己说，“我必须为我所遭受的歧视、蒙受的羞辱和遭受的践踏雪耻。
“我是个女人，文化不高，本事不大，手段不多，只有采取女人的办法。”
这样想来，她便觉得要好受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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