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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七章 变法隐情

    韩琦身为枢密副使,西北四路大总管,直接掌握了数万禁军,还有两三倍的番军,可是年纪不大,才三十多岁。

    虽然年轻,他已经位列中枢了,甚至在范仲淹主持朝政的时候,一直都是范仲淹的副手的存在,这样的地位,已经算是北宋绝对的领导层,他有资格知道很多隐藏在朝政背后的东西。

    很多东西,只有级别到了一定的程度,才能够了解,有些事情,如果面向整个国民,或者整个官员层次,那最终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西夏算是一个跳梁小丑,可是,因为西夏的骚扰,让边疆的局势越来越恶化。

    土地荒废,降雨减少,人员匮乏,这就是边疆最大的危机,边境四路,在韩琦到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专职的军州,几乎完全务农或者是牧业的,完全没有,所有的一切,从上到下,都是跟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样可以集中力量到一起,让边疆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却也给中枢巨大的压力。

    从好水川时候,每年两三百万贯,到庆历四年的六七百万贯,这个增长幅度,沉重的压在了中枢身上。

    叶清臣有时候根本不敢开启大型的工程,甚至小型的投入也缝缝补补,在韩琦到西北四路的时候,整个枢密院和中枢,都已经确定,要插手到辽夏之战,这中间可能会有一场大战,可是最终,韩琦带走的,只有30万贯。

    西北已经成为一个顽疾,一个沉重的压在中枢吸血的顽疾。

    北宋朝中,不缺能人,甚至为了解决西北的问题,不少人都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解决西北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填充实边,这本就是封建王朝,解决边患的一个既定战略,而且在历史上,很多次,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可是这个不是什么该不该的问题,而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边境之所以多有问题,原因就是在于边境的基础不够,填充实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方案最大掣肘就在于,环境的问题。

    如果西北这边,能够发展的跟和河北一样好,那么整个北宋才算是固若金汤,牢不可破。

    兵民兵民,兵是从民之中诞生的,民也可以供养兵,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没有足够的人员,没有强大的基础,单纯依靠外来输出的防护,根本无法抵挡可能出现的危险。

    大量的民众前往,如果本身不能够养活自己,不能够产出足够的粮食,无法支撑起他们活下来物质的话,那就是更大的包袱,支撑几十万的军民,已经是北宋能够做到的极限的,再多上几倍,北宋不用别人打,本身就会垮掉。

    以前是没有这个基础的,西北能够保证现在的稳定,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弄大量的人到西北,别人没有过来,还造成了巨大的动荡。

    人要是活不下去,没有饭吃,那么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出来的。

    解饿的灾民,如同蝗虫一样的吃掉一切,一旦有人引头,揭竿而起,会带来什么。

    韩琦最初被调来西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干涉辽夏之战,而是为了坐镇西北,陕西的旱灾,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个州郡的绝收,没有一个有能力,且影响力强大的重臣坐镇,说不定就会出乱子。

    韩琦完美的解决了这一切,不是30万贯的作用,这个只是一个引子,真正的作用,还是哪里靠近内陆,就算是起了乱子,也不会有巨大的影响,真的是西北四路,靠近边境的位置,引发了这么巨大的灾害的话,一旦西夏介入,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切,伴随着灵州水利彻底的改变,原来贫瘠的,只能够长草,连放牧都有些不太合适的西北,却变成了塞上江南。

    一个可能会拥有超过5000万亩水浇地的西北,跟原来,土地贫瘠,随时都有可能面对战争的西北,这是两回事。

    他们拥有足够的基础,去容纳更多的人口,拥有了容纳庞大人口的基础,那么接下来,所要做到的,就是要填充这些人口,让这些人去发挥作用,就能够让西北越来越强大。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是一个稳定边疆的最好的方法,有了这个作为根基,哪怕只是把这个远景发挥出来十分之一,也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对于边疆的稳固,将会是定海神针一样。

    如果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想要整个北宋稳定,边关安宁,同意这个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点,韩琦是有巨大的信心的,韩琦是北宋少有,年富力强,各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官员之一,否则的话,为什么当时回京的时候,是他以30多岁的年纪,成为了范仲淹的副手,甚至在范仲淹的变法之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为什么参与到范仲淹的变法之中,就是因为,整个北宋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程度了,不变法,那就是慢性的死,变法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重新崛起,改掉问题,另外一种,是加速死亡。

    范仲淹,着实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也是个人操守的北宋之冠,就算是韩琦这样,年轻前途无量的,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各方面都完美无瑕,可是范仲淹却可以做到。

    最大的魄力,实际上是在变法上面,北宋仁宗一朝,贤臣无数,只要是能够接触到北宋的实际情况,都会知道,目前北宋只是仁宗和朝堂诸公勉强维持,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变故,将无法挽回。

    看出来的多,真正能够有魄力,提出变法,并且踏踏实实的去做的,朝堂之上,只有范仲淹一人。

    正是这种精神,吸引了一大批的年轻的才俊追随,其中就包括了韩琦,富弼这样出色的人才,才让短短一年的时间之中,发出了众多的变法。

    追随者众多,反对的更多,为什么要变法,那是朝堂出了问题,北宋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王朝最为富庶的,人口和财富这两者已经说明问题了。

    别的王朝,往往要到一两百年之后,才会出现问题,才会矛盾重重的,可是北宋,这才七八十年,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就是有人得到了不该拿到的东西的,并且逐步加大这个口子。

    这个根源,是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彻底让武将放下刀兵,又成立了将门,他们在政治上面的没有了可以追求的东西,就只能够在商业,在财富上面。

    同时,为了压制将门,赵宋无限的拔高了读书人的待遇,官家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是如此,这些读书人之中,有一部分,也参与到了这个财富的瓜分之中,加剧了这个变化。

    将门的迅速腐化,巧取豪夺比比皆是,加上土地兼并,还有众多其他的问题,底层无法保护,就无法保持稳定。

    范仲淹的新法,几乎是直至核心,对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权贵动手。

    这些人包括了将门,还有读书人之中一部分,打击面太大了。

    得到了仁宗的支持,范仲淹以枢密副使的身份,主持朝政,可以说,连首相都无法挡住他的锋芒,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权贵,可能一家一户,没有范仲淹强大。

    一般而言,这些欺软怕硬的权贵,是不太可能跟范仲淹直接冲突的,可是范仲淹是挖掘他们的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岂会轻易的放手。

    这些权贵,没有可能更进一步,这些家财,这些地位就是他们的全部了,范仲淹这么动手,他们当然会引发反弹。

    他们没有实力跟范仲淹正面对抗,却会用种种的方法,延缓新法的颁布。

    任何的制度,都是要人来执行的,再好的制度,面对着执行人的问题,也会有巨大的问题,这些权贵们所用的,就是这一招。

    不说违反你的命令,只是阴奉阳违,或者是拒不执行,新法很难向下推行,有时候,甚至连汴梁城都出不了。

    一个文官,还是有抱负的文官,怎么可能跟他们这些权贵结合起来对抗,可是范仲淹面对着对手的势力,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后退,他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之下,想尽千方百计,准备强行推行新法实行,最终犯了忌讳,插手科举。

    这是大忌,哪怕北宋,士大夫于官家共治天下,却有些东西,是无法动的,科举就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点,当范仲淹插手科举,就注定了他的命运,哪怕他的操守可以相信,哪怕他的目的,规矩就是规矩。

    仁宗的掌控能力,可比神宗强大太多,王安石的变法,也是插手科举,最终造成的是北宋最后一丝元气,彻底的消失,党争开始出现,并且葬送了北宋的命运,可是仁宗,发现不对,立刻改变,哪怕面对的是范仲淹。

    仁宗很清楚,范仲淹没有一个心思,可是他不敢赌,更不敢让这个规矩彻底的废掉,在两者差别之下,选择了稳定朝政。

    这也成为变法派转折点,他们的一切力量,都来源于仁宗的支持,仁宗支持的时候,他可以毫无顾忌的施政,当仁宗的支持不再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枢密副使,甚至是即将被罢黜的枢密副使,轰轰烈烈的庆历变法,就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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