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山村情缘 （一）
在大巴山的腹地川陕交界处有一条河叫牧羊河，牧羊河两岸山势回环，在一个较大的河湾里，闪开一个平坝，牧羊河沿着山边绕平坝而过。在这个平坝上，依山面水住着一百多户人家，自然形成了一个小集镇。小镇也随牧羊河，名为牧羊坝。牧羊坝地处巴山腹地，四面是重重大山。顺着东西走向的牧羊河岸，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贯串其中，山路西边直达四川境内，东面连通南郑县城。此镇虽不大，可各类机构建全，诸如学校、商店、诊所、邮政所，山货收购站等样样俱全。此镇隶属陕西省南郑县管辖。
据说这牧羊坝千百年来山高皇帝远，张来了随张，李来了随李，久而久之，人们也习以为常，反正认为拜寄给谁都得叫干爹，有奶便是娘。历朝历代的官员来此执政，这里的山民都能驯服地缴纳各类苛捐杂税，他们知道“完了皇粮不怕官”，只要按时上交了官府分派的各类款项，便能安心地种自己的地，打自己的小算盘，过自己的小日子。牧羊坝的人们一代一代就这样过着，自认为过得自由自在，过得天经地义，过得心安理得。
这牧羊坝的东头主要住着陶氏家族的人，坝西头主要住着黄氏家族的人，中间自然也穿插住着一些杂姓人家。当前，牧羊坝随着时代的步伐，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了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的中期，这时，举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在继1957年的“反右斗争”之后，又在1964年——1966年开展了轰轰烈烈席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这十年（1965年——1975年，史称“十年浩劫”），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运动。各大新闻媒体声称“它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一切牛鬼蛇神。”上至政治伟人，下至平头百姓，无不触及到灵魂。我们数千年的灿烂文化，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臭不可闻的废墟。就连我们举世崇敬的孔圣人，也一刹那间变成了众矢之的，人们狠批他老人家的“克己复礼”。这十年中，自然而然地演绎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冤假错案。那些正儿八经的文人、学者、科学家顷刻之间被戴上了一顶顶臭气熏天的黑帽子，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迅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问政绩如何，一律打到在地，还要踩上一只脚，不是被关进牛棚悔过，就是发配到边远山区劳动改造。真是腥风血雨，惨不忍睹！这牧羊坝虽地处巴山腹地，但这摧枯拉朽的政治风雨岂能躲过。
一九六九年农历腊月初八这天，牧羊坝镇东头陶吉福老汉的家里正在给孙女儿陶叶举行婚礼，新郎是镇西头的黄大牛过继到陶家来做倒插门女婿。陶家堂屋的正面墙上，端端正正悬挂着**主席的头像，头像两边，是两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左侧红旗下，贴着一张八开红纸，上面用墨笔写着：
陶叶、黄大牛新婚典礼程序
一、新郎新娘就位。二、亲戚来宾就位。三、宣读结婚证书。四、新郎新娘三拜并讲话。五、主婚人讲话。六、证婚人讲话。七、介绍人讲话。八、来宾讲话。九、新郎新娘如洞房。十、新婚礼成。
中午十二点整，吉时已到，陶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叔伯婶娘，黄大牛家的送亲宾客、陶家的左邻右舍都在堂屋两边以及堂屋门口的院子里落座。在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陶叶、黄大牛的婚礼伴随着电子管扩音机带动的大喇叭播放的《东方红》乐曲慢慢拉开帷幕。司仪（生产队会计兼任）用纯正的川方言按照结婚典礼程序主持着婚礼。只见陶叶、黄大牛矜持地手挽着手被一伙青年男女簇拥着闪亮登场，此时，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刷的一下射向这对新人，只见新娘陶叶的瓜子脸上配着一双迷人的水灵灵的丹凤眼，柳眉如黛，鼻梁高耸，面色红润，容光焕发，两眼似两汪清泉，含情脉脉，嘴角微微上翘，再加之乌黑闪亮的齐耳短发，那一颦一笑，胜似一朵怒放的牡丹。上身着水红哔叽呢外套，里穿纯白色高领毛衣，下穿墨绿色灯草绒裤，脚穿大红灯草绒带带鞋，真是清水出芙蓉，天然来雕饰，活脱脱一个小家碧玉。幸亏在那样的年月不准化妆、打扮，说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若是能再化化妆，浓妆淡抹一下，那一定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再看那黄大牛，今天也旧貌换新颜，往日那土包子的形象已荡然无从，往日的尿格斗帽子被靓鸡儿平头（发型，即浅平头）所代替，棒槌袄袄（手工缝制的粗布棉袄）被藏蓝涤纶中山装代替，那大腰老布裤被毛蓝布休闲裤所代替，那方口粗布鞋被一双崭新的解放鞋所代替，腰间那根油腻腻的布腰带也被一根军用草绿帆布带所代替。这着装再配以圆圆的柿饼脸，大刀眉，金鱼眼，扁平鼻梁，鲶鱼嘴，却也显得精神、憨厚、善良。接着司仪诙谐幽默地宣读了上岗证（结婚证），新郎新娘拜过天地，再拜高堂，司仪毕恭毕敬地请出陶叶的妈妈谭春玲到台前就坐（这山里的风俗，黄大牛的父母不来陶家参加婚礼），陶叶、黄大牛深深地三鞠躬，亲昵地叫了三声妈，谭春玲深情而谦和的答应了三声，然后从怀里掏出两个带有体温的大红包分别发给女儿、儿子。接下来夫妻对拜罢，在司仪的煽动怂恿下，在场的少男少女们起哄呐喊非要新郎新娘表演“盖钢印”（接吻）、喝交杯、“过独木桥”等等，把婚礼的热闹气氛推向高峰，然后要求新郎新娘讲话，陶叶倒还落落大方道：“今天是我和黄大牛新婚大喜的日子，我衷心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前来道贺、祝福，在婚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定更加尊敬父母，尊敬长辈，与邻里和睦相处，一定与大牛手拉着手，心连着心，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共建家园，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说罢深深鞠了一躬，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下来该新郎黄大牛讲话，可他只是憨乎乎的傻笑，脸涨得通红，干咳了半天，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无论人们怎样“起哄”，他只是一言不发。在场的也都知道黄大牛一字不识，平日里也不常说话，一杠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吆喝一阵后，也只好放过。再下来是主婚人生产队长，证婚人陶叶的三叔，来宾代表陶叶的同学分别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然后新人入洞房，来宾吃酒席，大家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度过了这个吉祥、喜庆的日子。
说来这陶叶也是个苦命人，自谭春玲一九四九年腊月初八把她生下地，就没见过她的爸爸，据说她爸爸陶大成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初期就被政府逮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河南郑州的一个监狱里。由于当时路途遥远，交通极为不便，所以就连他老子陶吉福，妻子谭春玲也一直没去探过监，这就更不要说陶叶了。所以陶叶长这么大，连她爸爸到底是个啥样子，是个光脸还是个麻子也确实一无所知。
陶叶自有记忆以来，就和爷爷陶吉福，奶奶陶李氏，妈妈谭春玲一起艰难地度着日子。每当陶叶问到爸爸的时候，大人们总是异口同声地说早年当兵去了，至今没有音讯。问的久了，答案也是恒定的，陶叶也就自然不问了。陶叶五岁的时候，便提着小箩筐开始找猪草，再大点便背个背篓到山上找柴，自此陶叶的任务就是找猪草喂猪，打柴供灶火。爷爷、奶奶、妈妈在农业社做活，挣劳动公分（一个成年男性在农业社干一天活，农业社给记10分工；女劳力一天记8分工，半大小孩3分——5分不等。10分工为一个劳动日，年终结算大约值人民币3——5毛钱不等。）养家糊口。195６年，陶叶满七岁了，该上学了，妈妈利用晚上的时间，在煤油灯下用一些缝衣服剩下的碎布片精心的给小陶叶缝了一个花书包。春节过后，学校开学了，妈妈带着陶叶，背着崭新的书包，到牧羊河对岸半山腰的小学校报了名，老师给发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妈妈又到镇上的小商店买了本子和铅笔。第三天，陶叶便正式上学了。这学校办在一个山神庙里，当时只有一个老师叫黄积德，也只有一个教室，课桌也很简陋，是在两个土坯墩子上架了一块长240厘米，宽50厘米的木板（这是陶叶后来用三角尺量出来的），这就算一张课桌，这一张课桌上坐四个学生，大学生、小学生分排坐，相当于现在的复式班。这山神庙里的上殿、下殿、偏殿还都是神像。庙里当时还有和尚，一天烧香、念经、敲磬时常可见。每当初一、十五以及庙会。这附近的一些善男信女便前来庙里上香，祈求神灵保佑。每当此时，这山神庙倒也热闹，檀香的青烟缭绕，香客的祷告无比虔诚，木鱼之声清脆悠扬，时不时那磬“咣”的一声，其音浑厚绵长，似乎把人带入到那虚无缥缈的境界。陶叶自此一日往返两次，奔波在家和学校之间。每天下午和星期天，还是照常找猪草、打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为家里做着微不足道的贡献。
陶叶自小就天资聪慧，在爷爷、奶奶、妈妈的言传身教下，养成习惯非常好，讲卫生，爱清洁，爱劳动，乐于助人，同情弱者，与人为善，不怕吃亏。在上学期间，这些习惯、品质都得到了发扬、完善。诸如主动打扫教室，擦黑板，平息同学之间的一些纠纷，为同学做好事等等，经常受到同学老师的赞扬。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这陶叶似乎生来就有一种亲和力，在学校，无论男生女生，高年级学生还是低年级学生，都愿意和她交往，都愿意听她指使。学校开展个什么集体活动，老师大多都交给她办，经她一折腾，也都整的是有声有色。当然也有个别学生可能出于嫉妒，也时不时的找她的茬，背地里说她的坏话，陶叶倒也大度，对此只是一笑了之，从不与他们计较。一次，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不知从哪里得知陶叶的爸爸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关押在监狱里，便在同学们当中大肆传播，真是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不到几天，这消息便传遍了全校，人们在陶叶背后指指点点，把这事弄得沸沸扬扬。陶叶这几天也觉着怪怪的，同学们总是飘来异样的目光，每当看见同学们三三两两在议论，当自己一走近，同学便立即走散，陶叶对此是百思不得其解。还是陶叶的几个要好的朋友实在憋不住，在放学的路上，私下里把这传闻告诉了陶叶。陶叶初闻此事，犹如五雷轰顶，震惊的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待到缓过神来，那眼泪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下子奔涌而出，随即是嚎啕大哭，犹如从天堂一下子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要知后事如何请继续阅读《山村情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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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牧羊坝千百年来山高皇帝远，张来了随张，李来了随李，久而久之，人们也习以为常，反正认为拜寄给谁都得叫干爹，有奶便是娘。历朝历代的官员来此执政，这里的山民都能驯服地缴纳各类苛捐杂税，他们知道“完了皇粮不怕官”，只要按时上交了官府分派的各类款项，便能安心地种自己的地，打自己的小算盘，过自己的小日子。牧羊坝的人们一代一代就这样过着，自认为过得自由自在，过得天经地义，过得心安理得。
这牧羊坝的东头主要住着陶氏家族的人，坝西头主要住着黄氏家族的人，中间自然也穿插住着一些杂姓人家。当前，牧羊坝随着时代的步伐，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了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的中期，这时，举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在继1957年的“反右斗争”之后，又在1964年——1966年开展了轰轰烈烈席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这十年（1965年——1975年，史称“十年浩劫”），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运动。各大新闻媒体声称“它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一切牛鬼蛇神。”上至政治伟人，下至平头百姓，无不触及到灵魂。我们数千年的灿烂文化，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臭不可闻的废墟。就连我们举世崇敬的孔圣人，也一刹那间变成了众矢之的，人们狠批他老人家的“克己复礼”。这十年中，自然而然地演绎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冤假错案。那些正儿八经的文人、学者、科学家顷刻之间被戴上了一顶顶臭气熏天的黑帽子，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迅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问政绩如何，一律打到在地，还要踩上一只脚，不是被关进牛棚悔过，就是发配到边远山区劳动改造。真是腥风血雨，惨不忍睹！这牧羊坝虽地处巴山腹地，但这摧枯拉朽的政治风雨岂能躲过。
一九六九年农历腊月初八这天，牧羊坝镇东头陶吉福老汉的家里正在给孙女儿陶叶举行婚礼，新郎是镇西头的黄大牛过继到陶家来做倒插门女婿。陶家堂屋的正面墙上，端端正正悬挂着**主席的头像，头像两边，是两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左侧红旗下，贴着一张八开红纸，上面用墨笔写着：
陶叶、黄大牛新婚典礼程序
一、新郎新娘就位。二、亲戚来宾就位。三、宣读结婚证书。四、新郎新娘三拜并讲话。五、主婚人讲话。六、证婚人讲话。七、介绍人讲话。八、来宾讲话。九、新郎新娘如洞房。十、新婚礼成。
中午十二点整，吉时已到，陶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叔伯婶娘，黄大牛家的送亲宾客、陶家的左邻右舍都在堂屋两边以及堂屋门口的院子里落座。在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陶叶、黄大牛的婚礼伴随着电子管扩音机带动的大喇叭播放的《东方红》乐曲慢慢拉开帷幕。司仪（生产队会计兼任）用纯正的川方言按照结婚典礼程序主持着婚礼。只见陶叶、黄大牛矜持地手挽着手被一伙青年男女簇拥着闪亮登场，此时，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刷的一下射向这对新人，只见新娘陶叶的瓜子脸上配着一双迷人的水灵灵的丹凤眼，柳眉如黛，鼻梁高耸，面色红润，容光焕发，两眼似两汪清泉，含情脉脉，嘴角微微上翘，再加之乌黑闪亮的齐耳短发，那一颦一笑，胜似一朵怒放的牡丹。上身着水红哔叽呢外套，里穿纯白色高领毛衣，下穿墨绿色灯草绒裤，脚穿大红灯草绒带带鞋，真是清水出芙蓉，天然来雕饰，活脱脱一个小家碧玉。幸亏在那样的年月不准化妆、打扮，说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若是能再化化妆，浓妆淡抹一下，那一定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再看那黄大牛，今天也旧貌换新颜，往日那土包子的形象已荡然无从，往日的尿格斗帽子被靓鸡儿平头（发型，即浅平头）所代替，棒槌袄袄（手工缝制的粗布棉袄）被藏蓝涤纶中山装代替，那大腰老布裤被毛蓝布休闲裤所代替，那方口粗布鞋被一双崭新的解放鞋所代替，腰间那根油腻腻的布腰带也被一根军用草绿帆布带所代替。这着装再配以圆圆的柿饼脸，大刀眉，金鱼眼，扁平鼻梁，鲶鱼嘴，却也显得精神、憨厚、善良。接着司仪诙谐幽默地宣读了上岗证（结婚证），新郎新娘拜过天地，再拜高堂，司仪毕恭毕敬地请出陶叶的妈妈谭春玲到台前就坐（这山里的风俗，黄大牛的父母不来陶家参加婚礼），陶叶、黄大牛深深地三鞠躬，亲昵地叫了三声妈，谭春玲深情而谦和的答应了三声，然后从怀里掏出两个带有体温的大红包分别发给女儿、儿子。接下来夫妻对拜罢，在司仪的煽动怂恿下，在场的少男少女们起哄呐喊非要新郎新娘表演“盖钢印”（接吻）、喝交杯、“过独木桥”等等，把婚礼的热闹气氛推向高峰，然后要求新郎新娘讲话，陶叶倒还落落大方道：“今天是我和黄大牛新婚大喜的日子，我衷心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前来道贺、祝福，在婚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定更加尊敬父母，尊敬长辈，与邻里和睦相处，一定与大牛手拉着手，心连着心，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共建家园，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说罢深深鞠了一躬，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下来该新郎黄大牛讲话，可他只是憨乎乎的傻笑，脸涨得通红，干咳了半天，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无论人们怎样“起哄”，他只是一言不发。在场的也都知道黄大牛一字不识，平日里也不常说话，一杠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吆喝一阵后，也只好放过。再下来是主婚人生产队长，证婚人陶叶的三叔，来宾代表陶叶的同学分别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然后新人入洞房，来宾吃酒席，大家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度过了这个吉祥、喜庆的日子。
说来这陶叶也是个苦命人，自谭春玲一九四九年腊月初八把她生下地，就没见过她的爸爸，据说她爸爸陶大成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初期就被政府逮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河南郑州的一个监狱里。由于当时路途遥远，交通极为不便，所以就连他老子陶吉福，妻子谭春玲也一直没去探过监，这就更不要说陶叶了。所以陶叶长这么大，连她爸爸到底是个啥样子，是个光脸还是个麻子也确实一无所知。
陶叶自有记忆以来，就和爷爷陶吉福，奶奶陶李氏，妈妈谭春玲一起艰难地度着日子。每当陶叶问到爸爸的时候，大人们总是异口同声地说早年当兵去了，至今没有音讯。问的久了，答案也是恒定的，陶叶也就自然不问了。陶叶五岁的时候，便提着小箩筐开始找猪草，再大点便背个背篓到山上找柴，自此陶叶的任务就是找猪草喂猪，打柴供灶火。爷爷、奶奶、妈妈在农业社做活，挣劳动公分（一个成年男性在农业社干一天活，农业社给记10分工；女劳力一天记8分工，半大小孩3分——5分不等。10分工为一个劳动日，年终结算大约值人民币3——5毛钱不等。）养家糊口。195６年，陶叶满七岁了，该上学了，妈妈利用晚上的时间，在煤油灯下用一些缝衣服剩下的碎布片精心的给小陶叶缝了一个花书包。春节过后，学校开学了，妈妈带着陶叶，背着崭新的书包，到牧羊河对岸半山腰的小学校报了名，老师给发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妈妈又到镇上的小商店买了本子和铅笔。第三天，陶叶便正式上学了。这学校办在一个山神庙里，当时只有一个老师叫黄积德，也只有一个教室，课桌也很简陋，是在两个土坯墩子上架了一块长240厘米，宽50厘米的木板（这是陶叶后来用三角尺量出来的），这就算一张课桌，这一张课桌上坐四个学生，大学生、小学生分排坐，相当于现在的复式班。这山神庙里的上殿、下殿、偏殿还都是神像。庙里当时还有和尚，一天烧香、念经、敲磬时常可见。每当初一、十五以及庙会。这附近的一些善男信女便前来庙里上香，祈求神灵保佑。每当此时，这山神庙倒也热闹，檀香的青烟缭绕，香客的祷告无比虔诚，木鱼之声清脆悠扬，时不时那磬“咣”的一声，其音浑厚绵长，似乎把人带入到那虚无缥缈的境界。陶叶自此一日往返两次，奔波在家和学校之间。每天下午和星期天，还是照常找猪草、打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为家里做着微不足道的贡献。
陶叶自小就天资聪慧，在爷爷、奶奶、妈妈的言传身教下，养成习惯非常好，讲卫生，爱清洁，爱劳动，乐于助人，同情弱者，与人为善，不怕吃亏。在上学期间，这些习惯、品质都得到了发扬、完善。诸如主动打扫教室，擦黑板，平息同学之间的一些纠纷，为同学做好事等等，经常受到同学老师的赞扬。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这陶叶似乎生来就有一种亲和力，在学校，无论男生女生，高年级学生还是低年级学生，都愿意和她交往，都愿意听她指使。学校开展个什么集体活动，老师大多都交给她办，经她一折腾，也都整的是有声有色。当然也有个别学生可能出于嫉妒，也时不时的找她的茬，背地里说她的坏话，陶叶倒也大度，对此只是一笑了之，从不与他们计较。一次，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不知从哪里得知陶叶的爸爸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关押在监狱里，便在同学们当中大肆传播，真是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不到几天，这消息便传遍了全校，人们在陶叶背后指指点点，把这事弄得沸沸扬扬。陶叶这几天也觉着怪怪的，同学们总是飘来异样的目光，每当看见同学们三三两两在议论，当自己一走近，同学便立即走散，陶叶对此是百思不得其解。还是陶叶的几个要好的朋友实在憋不住，在放学的路上，私下里把这传闻告诉了陶叶。陶叶初闻此事，犹如五雷轰顶，震惊的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待到缓过神来，那眼泪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下子奔涌而出，随即是嚎啕大哭，犹如从天堂一下子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要知后事如何请继续阅读《山村情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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