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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卷 东德丁

    “按照中国古代治国之论,治理国家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中策纲目并举,有为而治:下策是劳师天下,夺民而治。天下之事朝廷有可管者,有不可管者。可管者不管则乱,不可管者而管则锢。政者之道,就在于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如果政府管了商人的事,与民争利,就违背了经济的自然之道。”

    苏珊娜要了一杯白水,继续说,“西欧经济腾飞,对那边的工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以后,西方垄断资本利用高新技术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使蛋糕越做越大,资本、劳工和社会三方都能从中分享红利,西方劳工也是既得的食利者,劳资之间的社会契约为建立福利国家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使劳资关系从对抗时期转变到合作、谈判和协商一致的时期。工运普遍认为已经找到了一条无需经过阶级对抗,就可以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的道路,也就助长了劳工运动的非政治化、非激进化和工运的官僚化。”

    她做了停顿,从一包从北欧带来的女性香烟,抽出一支,德里斯佛特打亮火机,很绅士地给她点上。苏珊娜深深吸了一口,优雅的吐出烟圈,“而我们东欧则是另一道风景线,由于是集权的计划经济,企业几乎都是国营。在这种状况下,劳工和企业的抗争,并非劳资纠纷,而是针对政府的抗争。对工资待遇等问题的反应,只能是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因此,东欧的工运一开始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运动,如波兰团结工会。”

    “顺便谈谈教会,” 苏珊娜接着说,“即使在欧洲,天主教会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觑。这里的教堂比你们那儿的庙宇多的去了,善男信女占人口的大多数,牧灵有教化的妙用,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是必然的天敌。天主教信仰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任何社会体制都无法忽略宗教的存在,在欧洲尤其是如此。”

    随即我们请教他们,在东欧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定义及其社会角色。德里斯佛特把这个话题接了过去,他说如果让他回答,会感到很有趣,“关于知识分子的内涵,在我们这里的主流看法是: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中产阶级的主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可以几乎划等号。贵国也是这样定义的吗?”

    大成回答:“古人言‘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抱负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进退荣辱不敢忘忧君国,针砭时弊,对道德、社会各方面具有深刻的责任感。” 德里斯佛特高兴地说,“看起来,在东西方的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传统几乎一致。值得庆幸的是,东欧已经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而且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抱有深切的关注,觉得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逻辑的解答,也就是哲学的批判。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对东欧的社会发展是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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